《诗钞》的编辑思想 , 除了突出西南联大艺术成就最高的现代派诗歌 , 并把诗歌的产生场所西南联大推向社会外 , 还有两点值得赞同: 第一是收文不以西南联大存在时间为限 , 而以作品创作实际和风格为度 。 作品的母体是作家 , 社会组织只是个人生活与工作的场所 , 作家可能更换场所但作家本身没有变 。 西南联大的教师与学校是契约关系 , 学校每年一聘 , 教师接受聘书 , 双方就建立了工作关系 。 学校实行学分制 , 学生修够规定学分就可以毕业 。 因此 , 师生作家与西南联大的关系是灵活的 。 有的作家离开了西南联大或者在学校结束后才发表或出版作品 , 或者继续其风格创作 , 不可能割裂西南联大 。 如果收文以西南联大存在时间为度 , 既不符合创作的实际 , 又损害文学作品的完整性 。 因此 , 《诗钞》的收文时间为1937年至西南联大结束之后的1948年 。 举例来说 , 《慰劳信集》创作于诗人进西南联大之前 , 但发表与出版时诗人已进西南联大 , 收了;《诗四十首》出版于1948年 , 但绝大部分诗歌创作于西南联大时期 , 而其后的诗风与以前的一致 , 也收了 。 这是值得肯定的 。 假若收文与学校的终始一致 , 会使作品及其风格破碎 。第二 , 师生分卷排列的体例 。 这大约是《诗钞》的创造 。 学生收录老师的作品 , 而把老师与自己并列甚至列于自己名后(以通行方式排列) , 显得不尊且有妄自尊大之嫌 。 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 , 杜运燮对老师十分敬重 , 他曾在多处表达过这种心情 。 他编西南联大诗歌 , 把老师的作品排在学生前 , 以此表达他对老师的尊敬 。 以作品实际而论 , 西南联大学生的一些诗歌成就超过了某些老师——这是学术结论 。 但编一本书 , 并不是要在书中比个高下 , 而是把作品呈献出来 , 因此有不同的方式编排 。 其实 , 师生混排也无大碍 , “弟子不必不如师” , 教师以学生为荣 , 好老师希望学生超过自己 。 但杜运燮不取 , 而以分卷排列的方式呈献作品 。 这在西南联大师生中造成了良好的声誉 。 2004年 , 我拟编《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请教王景山先生 , 他提到《诗钞》的体例 , 认为“这也是一法” 。 我后来的书在编排上做了变相的处理 , 算是接受了《诗钞》的影响吧 。《诗钞》多方面的价值意义
那么 , 再版《诗钞》是否是为了进一步扩大西南联大的知名度及其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呢?恐怕不能作这样机械狭隘的理解 。 事实上 , 《诗钞》的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 。 再版《诗钞》的意义也要从多方面理解 。 例如 , 《诗钞》以“现代诗”冠名 , 在80年代以来并不是第一本 , 却是影响较大者之一 。 在它之后 , 以“现代诗”冠名的书则有上百种之多 。 又如 , 《诗钞》收入二十四家诗人 , 其中老师六家 , 学生十八家 , 获得“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称号 , 后来的研究者多以此名来研究西南联大诗人诗作 。 再如 , 《诗钞》中的诗人杜运燮、穆旦、沈季平等曾参加中国远征军赴印缅战场 , 用亲身的经历写出了看得见肉搏、听得到杀声的战场诗 , 缪弘则在战斗中冲锋上阵 , 英勇牺牲 , 他们以生命和诗凝结成四个大字:“不要战争”——反战思想是他们献予人类最辉煌的诗行!读他们的诗 , 可以获得作战的勇气和非战的智慧 。而最基本的是没有一本可供阅读的西南联大诗集 。 西南联大诗歌的艺术光彩已为人们知晓 , 但要欣赏其美不能只靠评论或者各处搜寻来的片段 , 判别他人论断的正确与否也需要完整作品 , 进一步研究西南联大诗歌更需要整体材料 , 总之 , 具有市场的需要 。 要问为什么《诗钞》断货二十年仍没有一本更好更全的西南联大诗集呢?这是我等的汗颜处:在重重困难下仍然无能完成 。 也许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难度仍不低于杜运燮先生 , 只是困难的情形不同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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