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语！你的语文不好，可能真得怪体育老师……(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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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3》中的“飞猪”形象。
有人或许会说：视力敏锐、记忆灵光，恐怕也不是体育老师的功劳，有些人天生就记忆好、视力好。好吧，伯根再请大家试想这样的一个句子：
“请将那个橄榄球扔给约翰！”
从语法角度看，这个句子显然是牵涉到了一个隐蔽的主语（即作为听话人的“你”）、直接宾语（“橄榄球”）与间接宾语（“约翰”）。但直接宾语与间接宾语之间的区别难道仅仅是一种形式区别吗？而这样的形式区别的特征又是如何被我们记住的呢？
需要注意的是，区分直接宾语与间接宾语的形式特征是随着特定语言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上面这句祈使句，若用日语说，就是这样：
“ジョンにラグビーボールを投げてください”。
在日语中，直接宾语“橄榄球”（即“ラグビーボール”）后面有介词“を”提示其语法地位，在间接宾语“约翰”（即“ジョン”）后有介词“に”提示其语法地位。但是，这样的语法设置，在英语与汉语中都没有。这难道就意味着说英语与日语的人无法理解“请将那个橄榄球扔给约翰！”这话的意思吗？这显然是荒谬的。另外，既然说不同语言的人，完全可以组成同一个球队进行比赛（否则奥林匹克运动会如何组织？），这就说明人类理解祈使句中的直接宾语与间接宾语区分的关键，并不在于特定语言中的特定语法设置。那么这一关键又究竟在何处呢？
在伯根看来，关键乃是对于“请将那个橄榄球扔给约翰！”这句话所代表的身体动作的心理模拟。换言之，无论人们说的是啥语言，只要其会做这个动作，那么其对于该动作的身体执行方式就是大同小异的。而在这样的执行模式中，直接宾语与间接宾语之间的区别，其实是通过二者在“传递事物”的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规定的——具体而言，直接宾语代表的一般是无生命的被传递的对象，而间接宾语代表的则是一个有能力接住该对象的有生命的主体。对于二者区分的缄默理解能力，则是对于说不同母语的人来说都是具备的。
这就解释了为何直接宾语与间接宾语的区分也可以被施加到几乎所有的人类语言上去——而无论这种语言是否具有针对这种区分的特定语法设置。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动作的心理模拟具有心理与物理的双重面相。就其心理面相而言，这一模拟并不要求说话者真实地给出相关的身体行动；而就针对该模拟所具有的物理面相而言，相关的模拟的确已经牵涉到了与运动相关的大量脑区活动（相关神经科学细节，请参看该书99页，在此作者解释了牵涉到不同身体运作部位的语句的心理活动所涉及的不同脑区的分布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不好，可能还真是因为心智的身体运作的模拟能力不强——而这一点又的确与某种广泛意义上的体育能力颇有关联。
02
颠覆过往的观点：意义不是“指”出来的
大家会问：以上说的难道不是常识吗？这些常识也需要伯根先生告诉我们？我们中国人难道不常说“聪明”就是“耳聪目明”的意思吗？这难道不就包含了“心智与身体浑然一体”的观点了吗？
——不，伯根所代表的这种观点其实并非是常识，至少不是西方学术界的常识。毋宁说，此论其实是西方最新锐的意义理论，并对学术界的相关传统见解构成了颠覆。在西方，传统的意义理论乃是这种或者那种版本的“意义指称论”。按照此论，意义的本质乃是对于某种相对稳定的非语言对象的指涉。譬如，柏拉图主义者就会认为意义的本质乃在于对“共相”的指涉，而洛克主义者则会认为意义的本质乃在于对某些内部的心理对象的指涉。但这两个问题却又都会带来各自的问题。柏拉图主义的问题是：难道所有的语词涉及的对象都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共相”吗？譬如，难道“飞猪”的共相也存在吗？进而言之，“非存在者”这一概念的共相也存在吗？很显然，按照此论，共相世界似乎早就该“人口过剩”了。洛克主义的意义理论则面临着这样的指责：既然按张三的心理意象与李四有所不同，我们又如何能够解释语词之意义的公共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