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版人民币|洪氏藏明式家具擷珍——嘉德拍卖鉴赏（三）( 三 ) 钱币

（二）四足高榻；（三）六足高榻；
（四）四足架子床；（五）六足架子床
六足床榻和架子床的渊源
六足床榻，战国便已出现，河南信阳长台出土的战国彩绘木床，是目前出土最早的木床。东汉时期，高低大小相异的屏风开始结合帷帐和坐榻使用，称“屏坐榻” 。三面围屏在魏晋时期开始流行，与此同时，以多扇竖长版组成的围屏不但用来围绕坐榻，而且被放置在大床之上，与帷帐组合，构成半封闭的私密空间。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便有这种床，敦煌壁画中也多有体现。受佛教影响，这种屏坐榻，多为带壸门的箱式榻，而且屏风、床、帷帐都是分离的个体。南北朝时床屏合体，北朝高足围屏床榻形成，而帷帐依然是单独存在的，并且依靠柱础来固定。后来，与高足围屏床榻相搭配的帷帐，成为建筑的一部分而存在。后来出现的拔步床，已经将床架与建筑剥离，与床合为一体。直至明朝中后期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架子床，床架才成为床的一部分。
有明一代，皇室贵族、高官显宦们喜用拔步床，明中后期开始出现架子床，架子床是从拔步床简化而来，主要流行在江南地区。一些考古资料向我们证实了这个问题：
明初封国山东的鲁王朱檀，其墓葬出土一木製明器“拔步床” ，嘉靖中期的上海卢湾区的潘允征墓与苏州虎丘的王锡爵墓所出土的床，也均为此製，略有不同。朱檀墓与潘允征墓出土架子床，皆为床体四足与檐柱下植地板之上，而地板四面均衡分布十二足以承重。而王锡爵墓拔步床则为床体四足落地，檐柱下植床前地板之上。这些出土的拔步床，床顶架的重量都是靠床体和檐柱来支撑的。
万历年间王圻著《三才图会》列出的“床帐” ，就是王世襄所称“床上立柱，上承床顶，立柱间安围子”的“架子床” ，又叫“六柱床” 。这种床在万历年间《鲁班经》中亦有记载廊庑消失，床顶架已经成为床的一部分。
嘉靖四十四年，严嵩、严世藩父子获罪抄家所得清单中有“螺钿雕漆彩漆大八步等床52张”、“彩漆雕漆八步中床145张”、“漆大理石有架床1张”、“嵌螺钿有架凉床5张” 。 “八步床”即“拔步床” ， “有架凉床”应为四柱或六柱架子床。万历时期工科给事中何士晋所汇辑的《工部厂库须知》记载：“万历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御前传出红壳面揭贴一本，传造龙凤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帐架床、梳背坐床各十张，地平、御踏等俱全。 ”明确记载“四柱帐架床” 。可见，嘉靖、万历时期，架子床便出现了。
通过考古发现的不同时期拔步床的不同形态以及文献记载，可知架子床是从拔步床简化而来，当廊庑消失之后，床顶架子的重量便完全需要腿足来承担。
本件黄花梨可折叠式子母屉六足六柱架子床，两侧面中间足皆可拆卸，四角腿足可变短，变成一张四足睡榻，是一个平板型睡榻与架子床合二为一的两用床榻，当为拔步床与架子床过渡时期的产物。因不确定腿足对床顶架的承重能力，在原本四足的基础上，製作者又在两侧额外加了两根腿以辅助承重，原本的四足也相应加高。这说明，此床在作为架子床使用时，要比平板睡榻略高一些，也说明架子床在初创期是要配脚踏来使用的。而《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里有记载：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三日，郎中保德传旨：“着做松木床一张，长七尺五寸，宽五尺五寸，连架子高六尺五寸。不要甚重，做轻着些，周围安楠木栏杆架。钦此。 ”可见，架子床重的问题确实存在，于是在架子床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加两条腿以承重，便也合情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