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 ， 中西文论间的种种巧合是我们选择“趣味”作为译文的主要原因 。 在文化对译中 ， 我们要尝试以中国文化的框架来承载丰富语义的西方文化 ， 并在中国文论传统中寻找对应之物 。 这既能保证中国读者在理解之余保持适度的文化自觉 ， 又能减少概念移译时产生的语义亏损 。 陈寅恪曾说过：“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 。 ”同样 ， 当我们移译西方核心概念时 ， 也应做到“凡翻译一词即是做一部文化史” 。 因为在概念史研究中 ， 文化对译不仅意味着言语或符号的转换 ， 它更是思想的旅行、落地和再生 。 正是从这个层面讲 ， 概念具有建构能力 ， 而概念史研究则是建构中国话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作者：何畅 ， 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文学中的‘趣味’理论变迁研究”负责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编辑:王诗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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