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看文艺复兴前后的壁画 , 几乎能够从其中深蓝色的面积猜测出委托人的重视程度和经济能力 , 毕竟颜料是按克购买来给画家使用的 。 来自东方的货物要从意大利的港口上岸 , 近水楼台先得月 , 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才涌现出大量身着群青色衣袍的圣母和圣徒 , 这在北欧的艺术中就很少看到 。 更何况贸易流动并非总是通行无阻 , 一旦有点局势动荡 , 就连最富有的画家都用不上群青了 。 如今人们最常说的 , 就是维米尔如何为了用群青而倾家荡产 。 的确 , 维米尔一生作品不多 , 销量也小 , 却使劲儿地在所有的画作里挥霍群青:女仆的围裙、抹布、窗帘和壁纸 , 当然还有著名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头巾 。 对于他的家人来说 , 他的群青情结真是个灾难 , 但对我们来说则是福气了 。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 矿石的分布是严重不均衡的 , 我国至今未曾发现青金石这种珍稀宝石的矿床 , 而西亚不但有这种珍稀蓝色宝石 , 还盛产能够烧出蓝色的优质钴矿 。 古波斯人的青金石要用来出口 , 自己也用不起 , 但为了满足对蓝色的爱 , 他们发现添加特定的矿物粉就能烧出美丽的蓝色玻璃和瓷片 , 正如2018年香港的一场大展“蓝色之路:来自波斯的瑰丽艺术”所展示的 , 蓝色几乎成了这种文明中标志性的颜色 。
最早传入我国的孔雀蓝釉陶器可以上溯到五代十国时期 , 而这种烧制技术和矿物原料——钴料 , 则是在唐代随着丝路的畅通繁荣才传入我国的 。 人们多以为青花瓷是典型的中国货 , 但其核心的蓝釉材料中最上等的“苏麻离青” , 却正是从西域进口来的 , 其中一处钴矿离如今的德黑兰只有400公里 。 “苏料晕散斑钴胎 , 色度藏青不用猜 。 流淌流散又晕散 , 苏料进口贵应该” , 此处提到的“苏料”就是来自古代波斯的钴矿 。 唐朝的宫廷不计成本地将丝绸和茶叶千里迢迢运去波斯 , 换回贵重的钴蓝釉料 。 在唐三彩中只有最精心塑造的艺术品才舍得大量用蓝釉 , 传世也极少 。 在“丝绸之路”中断的年代里 , “宋三彩”之类的瓷器都少了那抹精妙的深蓝色 。 直到元代 , 贸易得以恢复 , 才有了元青花的技术成熟 。 到了明代 , 海上贸易的船只将大量烧制好的瓷器运向它们在西方的疯狂粉丝 , 再从西亚运回釉料 , 互惠互利 , 堪称古代对外贸易史的一段佳话 。
三.人工合成的“青绿自由”
画家们没法如瓷器工匠那样自己烧制出蓝色来 。 于是到了18世纪 , 法国人打起了人工合成的主意 , 既然钴矿经由高温反应之后能变出蓝色来 , 有没有其他的法子让钴矿变蓝呢?在高价悬赏之下 , 最终有人合成了人工的深蓝色 。 这种深蓝色正是在瓷器蓝釉的启发之下 , 利用钴盐和氧化铝混合物来合成的 , 效果惊艳 , 成为后来广为使用的“钴蓝” 。 它和蓝铜矿、青金石的成分相去甚远 , 却有着相似的色相 , 画家们终于“实现了蓝色自由” 。 到了19世纪 , 合成蓝色特别是群青的技术更多了 , 管状颜料得以量产 , 连最穷的画家都可以痛痛快快地为身边的姑娘们安排上“圣母蓝”了 。
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在其转型时期绘制的作品《伞》是这种颜料的一个有趣范例 。 画面右边的一组四个人(包括一个小姑娘) , 是他所惯用的“经典雷诺阿式”印象派画法 , 用大量钴蓝色和黑色调在一起 , 早前他著名的《煎饼磨坊的舞会》中许多人物都使用了这种典型配色 。 然而在《伞》画面左边走向画外的姑娘 , 是他晚了一两年重新画就的 , 这标志着他的风格转型——他运用了他从好友塞尚那里吸取来的办法 , 将群青、白色和赭石色 , 以一种更有节奏感、更沉着的笔触编织起来 , 以确立人物纪念碑式的立体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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