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职场剧来看道德焦虑：主流文化下的价值取向( 二 )

平小安道出了在自己抗击疫情这个特殊时期的焦虑和恐惧，医者不求回报、救死扶伤的道德文化模式此时成为以平小安为代表的群体焦虑心理的决定性因素。
出于集体主义原则和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平小安作为护士有责任和义务履行先集体后个人的职场道德规范，但面对未来日子担惊受怕的工作，她开始动摇自己职业价值的意义。
长期以来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她无法抛下同事和患者独自求生，但同时她又惧怕死亡带给她的精神冲击，所以她出现了做噩梦、失眠这样的焦虑性神经症的症状。

平小安自述的失眠症和梦魇正是她对抗内心焦虑的身体求救信号，因为冲突情境的突破可以通过生病和病愈的方式来解决，如果内心焦虑依然没有减缓，最后她只能选择离开医院回家来逃避煎熬自己的焦灼情境。
可是在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的培养下，平小安的良知让她逃离医院后更加备受道德焦虑的折磨，最终她再次回到自己的岗位中去。
在辜勇载她回医院问她准备辞职了怎么还去的时候，平小安望着家的方向说到：
“要辞职也得疫情之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

对于平小安而言作为一名护士她虽然害怕疾病并产生退缩的想法，但是最终她将焦虑内化形成了更高的价值标准与道德准则。
社会转型期的个人荣誉观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现代化尚未实现的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精神世界没有跟上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发展步伐， “德”不足以载“重” 。
如谭卓饰演的袁未在《紧急公关》中环际航空公司工作失误引发社会热议拟的公关文被质疑没有道歉的态度，而袁未对于公关文的辩护是完全遵照乘客与公司之间的电子协议而拟定并无差错，作为一名律师袁未的做法并无不妥。

但是从律师职业涵义出发，她除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条文的正确实施外还应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显然袁未并没有理解后者的含义。
因为航空公司的失误导致飞往中国的航班满仓，一名外籍男士和一位中国母亲因买了同一座位的飞机票而发生争执，工作人员没办法赶外籍男士下飞机，于是强行抱走中国母亲的孩子逼迫其下飞机，袁未给航空公司的建议出于维护委托方的利益而不顾伦理道德丝毫没有歉意的做法未免有失其律师的身份。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中，国内职业分化和市场调配使不同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出现严重失衡的现象，从而导致心态失衡的职场人漠视职业道德，以“利己为先”作为自己职场道德的第一要义。
职场人对职场道德的判断是纯主观和感情性的，做出的道德选择也是没有客观依据的，这也导致道德荣辱观也慢慢失去道德权威性。
职场个体所奉行的第一原则就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活动，也就意味着在没有他律的参照下，道德对人们行为提出的自律已不再具有强制约束力，或者说他（她）无法意识到自己是否犯了有罪过的职场行为，如《紧急公关》中的袁未。

在道德领域中，善恶的模棱性可以说是一种非存在的威胁，因为他动摇了人的向善本性这一道德的基础。这引发了人们的强烈不安，因为对罪过与谴责的焦虑似乎是人的道德意识体现，而道德意识的诉求在于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伦理的善恶，善恶问题本身就包含着意义和价值的问题。
医疗题材职场剧对道德伦理和辨别善恶的话题话题讨论最为集中，在《心术》中刘晨曦出场说了这样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