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背后的种种细节 |文物|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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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前，当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护故宫等处传世文物免受日寇劫掠和战争损害，中国政府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文物南迁。
辛亥革命后，清宫所藏历代文物收归中华民国国有。 1914年成立的古物陈列所，接受盛京皇宫和热河行宫所藏文物23万2千3百件。 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接受大内文物117万件。由于清宫文物的特殊性，它们一直被视为国之重宝，与国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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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30年前后的五一，太平花盛开时，院方在御花园举行招待会，院长易培基与张学良将军叙旧。
是否南迁还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讨论。
1932年初平津告急，在文物是否避敌南迁问题上，有关各方发生了很大分歧乃至激烈冲突。院方领导层内大多数人认为，战争中间，如果不迁走文物，就难免于难。国土沦陷，可以恢复；而文物损坏，则不可复得，而且国际上也有战时迁移文物的先例。特别是鉴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德、法将古观象台文物劫往使馆，后又劫回国内的历史，他们极力主张能尽量多迁出一些文物。
另一种意见认为，文物一出宫门，安全就缺乏保证，因而应该观望一下，等待时局的变化，尽量不迁。北平各阶层人士及市民，大多坚决反对故宫文物南迁。他们担心故宫文物一旦迁走，便难以重回，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将名存实亡，因此抵制得很厉害。他们有的散发传单制造舆论，有的声称采取武力阻拦，有的联络工联会号召运输工人抵制。针对北平各界的意见，院方由理事、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作出保证：北平安静，原物仍运回。
故宫职员大多是本地人，内心里对文物南迁是抵触的，因此在第一批装箱时，尽装些无关紧要的文物，而且档案占了半数，有时甚至把箱子里塞上废纸充数。
后来形势恶化，职工们才认真起来。
文物南迁共分五批，共迁走文物13427箱又64包，自1933年2月7日开始，至5月23日结束。吴瀛（文学家、本院秘书）、俞同奎（工学家、本院总务处处长）、马衡（金石学家、本院古物馆副馆长）、程星龄（本院秘书、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政协主席）等分别担任各批的监运。古物陈列所、颐和园、雍和宫等收藏清宫文物的机构也随故宫一同迁移文物。
文物迁移时，院方事先向南京的行政院和沿途各地方军政长官发出密电，请他们沿途保护。为了避开天津，以防遭遇日军袭击，列车取道平汉线转陇海线再转津浦线，迂回南下。列车全是铁皮车，单是第一批即装了两列火车。车顶四周各个车口都架起机枪，各节车上都布置了宪警，荷枪实弹保护。除了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车先行。每到一站，都有地方官派人上车招呼。重要关口，车内熄灯，车内工作人员都和衣而卧。车行两旁，逐段都有马队随车驰聚，接力奔跑。车到徐州一带，大家见到铁道两侧的壕沟里趴满了士兵，支着机枪，随时准备射击。原来有土匪得到文物列车经过的消息欲行拦路劫车，头天晚上军队已与土匪接火，此时官兵们正严阵以待，以备土匪卷土重来。
文物迁到上海后，放置在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及四川路业广公司储藏。 1936年8月，南京文物保存库落成， 12月8日至1937年1月17日，存沪文物仍分五批，全部运往南京。 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