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我读｜近代中国催眠术的尴尬：“学”不如“术”( 三 ) |近代|日本|催眠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能够将“缺乏系统性、连贯性、一致性”的史料拼凑起来，克服史料本身缺陷，描绘出近代中国催眠术的图景，实属不易。有些史料本身存疑，作者自己也提了出来，比如“中国精神研究会”自称有近十万会员，这个数据就颇为可疑，作者在第105—106页对此有分析。这或许反映了一个问题，催眠术倡导者留下的材料，难免有自我标榜的意图，若无足够其他史料来旁证，由这些“自述”拼凑出的“下层”努力，与“真实”之间多少要打点折扣。此外，这些催眠术倡导者绝大多数身世已不可考，关于他们的生平所知无多，这留下了一些遗憾。像近代提倡乡村教育者甚多，但是其中参与者的知识结构、行为动机差异颇大，导致活动水平参差不齐。依此类推，倡导催眠术乃至演绎“大众科学”的不同个体，难免有类似情况。比如鲍芳洲、余萍客等几位要角都来自广东中山县，这背后地域因素是否发生了作用，此外他们的具体动机如何，彼此之间是否有理念分歧，这些都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全书对年代的表述似未统一，如第28页的“1880年代”应为“19世纪80年代” ，其他第68、101、138、139、153、220、221页等也有类似情况。
参考文献分史料、论文、专书三部分。其中“史料”部分数量最多也较为笼统，或可根据文献性质再做更细的分类并排序。还有就是，引用自《心灵》《心灵文化》等民国期刊上的文章都专门列出来了，但是引用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申报》《大公报》《教育世界》《家庭良友》等报刊的文章没有列出来，仅列了报刊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