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我读｜近代中国催眠术的尴尬：“学”不如“术” |近代|日本|催眠

在“知识与制度转型”的近代，大量西方舶来品或直接、或经日本传至中国。知识的爆炸，正合国人急欲改造的需要；新旧体系之间的过渡，也给新知提供了发挥空间。于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不同程度地接纳乃至创造新知，这个过程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可探讨的具体话题。
在时代危机的刺激下， “幸运”的舶来品能得到官方支持而迅速推广，诸如教育、西医、农学等。相比之下，有些舶来品就没这么“幸运” ，比如催眠术。催眠术传播到中国，与其他新知的传入大致发生在同一时期，但是处于国家关注的边缘，甚至遭受抵制和打压。《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回到历史现场，梳理和反映了这种新知在传播中面临的尴尬。作者张邦彦先生敏锐地寻得角度，既然催眠术遭到上层忽视，那么正好给考察“大众”如何“自下而上”地发挥主体作用提供了机会。作者关怀“大众科学” ，问题意识强烈，精心铺陈史实、加以相关理论，构建“大众”如何形塑“科学”的历史叙事，不仅再现了近代催眠术的历史沉浮，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也有在历史视野中揭开催眠术神秘面纱的作用，令阅读过程充满收获感。

本文图片

张邦彦著，《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11月
笔者阅读学习这本书的感想是，催眠术的尴尬在于“学”不如“术” 。这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的，相比之下，笔者对当年那批催眠术倡导者的实际言行更感兴趣。判断一种新知是否成“学” ，应该有一些标准，比如是否有成熟的知识系统、学术共同体组织、专门的从业者，以及能否纯粹地（至少以此为追求）在知识体系内追求积累和更新。照此来看，清末民初的催眠术确实先天不足，正如作者在导论部分指出的，西方催眠术的发展经历了超一个世纪的知识演化，而东亚的催眠术则是在19世纪后半期压缩地涌入。那些积极投身催眠术的先驱者并非学院派人士，大多数只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甚至求学经历已不可考；他们赖以传播的理念，多是来自日本转介的二手知识；他们的活动缺乏官方、大学等支持，只能自行组织，直到1937年个别团体才得到官方立案。
他们“为赋新诗” ，付出了积极的努力，比如自发成立学会、著书立作，以示与“江湖术士”有别，积极地规范催眠实验、个案报告的形式与程序，以此强化自己的“科学”面貌。作者尤其在第四章追溯了催眠术、灵学与心理学的交互影响、共同演化，上升到了学科交叉影响的高度，试图证明，催眠术倡导者尝试建立统合催眠术和灵学的解释架构，他们的主张与灵学既交融又划界，反过来影响了“学院科学” ，在“科学”与“精神”的两极分化中，他们甚至“隐隐道出了第三种声音” 。
但是从实际表现来看，催眠行为更偏向成“术” ，也就是催眠的应用性、工具性压过了学理性。一方面是催眠术本身用于治疗的属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有这些倡导者的主动构建和不得已，他们可能做不到埋头研学，而是要考虑吸引受众、自我包装、迎合商业需要等现实因素，比如他们借用“博士”等专业头衔，反映出他们需要向专业身份靠拢；他们也会与官方合作，将催眠为国家工具服务，比如第70页提到的，鲍芳洲曾接受上海军事当局委托，利用催眠术获取供词。而在其他人眼里，催眠往往与政治手段、犯罪手段、表演、灵异等相关，这些都在受众层面强化了催眠的“术”属性。 “术”之高下，有时候全赖用术之人的品行动机，也难怪催眠一度受到压制和排斥。都说“真理越辩越明” ，催眠术在科玄论战中“持续在场” ，却“缺席辩论” ，正如作者指出，催眠术倡导者“经常不精确地使用科学概念，且许多猜测与实验都站不住脚” ，催眠术后来的没落，与他们自身知识体系的硬伤恐怕是离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