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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窑白瓷花觚 , 王天祥藏 。 德化位于闽东 , 自明季隆庆、万历以来 , 人皆知学 , 声名渐辟 , 文物转盛 。 其所烧造白瓷 , 瓷质雪白 , 价廉而式样不俗 。 这件仿古代青铜器式样的花觚 , 因明代官令民间祭器皆用瓷 , 故而被用作陈设供器 。 然而至晚明时代 , 尚古之风流行 , 这类德化白瓷仿古瓷器 , 也被用作书斋内陈设的插花清供之物 。
长物确实是多余之物 , 但并非无用之物 。 它是一条分界线 , 将凡俗与雅致精巧地区分开 , 而划分的唯一标准 , 就是是否留心着意于这些多余的“长物”——只有致力于优雅生活的文士才有资格去品鉴追求这些多余的长物 , 而凡夫俗子 , 要么心力不及 , 要么因为不入雅致堂奥 , 求雅反俗 。
这也就是为何在热情的拥趸眼中 , 《长物志》更像是一本实战手册 , 教导读者如何与庸俗作战 , 最终取得优雅的胜利 。 庸俗的代表 , 就是《长物志》序言中所嘲笑的那些“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 。 他们“沾沾以好事自命 , 每经赏鉴 , 出口便俗 , 入手便粗” , 纵使是那些雅致之物 , 一经他们的摩挲护持 , “污辱弥甚”——他们玷污了“雅”的名誉 , 让“真韵、真才、真情之士 , 相戒不谈风雅” , 也让长物从雅物沦为俗物 。 因此 , 这本书的目的之一 , 就是将风雅从这些庸俗的暴发户的侮辱中解救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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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旧梦》中王天祥饰演的王监生正在秉烛分茶 。 17世纪晚明时代文士的闲雅意趣 , 尽管历经四个世纪 , 在今天犹然具有无尽的魅力 , 让人仿效追慕 , 宛如重温旧梦一般 。
这般口吻听起来颇有些英雄救美的愤世嫉俗 , 为了拯救优雅的长物 , 不惜彻底冒犯那些“富贵家儿”和“庸奴” , 但实际上 , 这乃是这一类读物的一个惯用伎俩 , 早在三个世纪前的明代初年 , 一部鉴赏手册《格古要论》就已经有这样的口吻谈论自己推荐的鉴赏品位 , 只是口气委婉得多:“尝见近世纨绔子弟习清事古者亦有之 , 惜其心虽爱而目未识之矣 。 ”
《格古要论》可以说是《长物志》的诸多鼻祖之一 。 之后1508年陆深撰写的《古奇器录》 , 1590年高濂撰写的红极一时的畅销名著《遵生八笺》 , 以及比文震亨稍早一些的另一位文士屠隆撰写的《考槃馀事》都可以归入这一系谱当中 , 其目的就是教导人如何优雅闲适地生活 , 同时也对时下盛行的庸俗或委婉、或激烈地表达一下儿必要的惋惜或愤慨之情 。
无论惋惜也好 , 还是愤慨也罢 , 这种对庸俗的有意冒犯 , 从某种程度上说 , 也是一种刻意的营销手段: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侮辱亵渎优雅的富贵家儿和暴发户 , 为了避免自己不留心陷入庸俗的泥淖 , 就去读一读这本书吧 。
住品味奢靡避免自己成为一个俗人 , 这种焦虑的心态 ,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普遍流行 , 而《长物志》这样的书 , 正迎合了这种焦虑 。 而文震亨所处的17世纪中叶的晚明时代 , 恰恰是这种焦虑达到一个极致的时代 。 尤其是在他身处的江南之地 , 这种焦虑与日俱增 , 而焦虑的来源 , 则是物质消费的高度增长 , 形成了一种奢靡之风 。一些敏锐的观察者觉察出这种奢靡之风在16世纪末的嘉靖年间开始浮现 。 松江文士何良俊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宴会 , “只是果五色 , 肴五品而已 。 惟大宾或新亲过门 , 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 , 亦岁中不一二次也” , 而待到晚年 , 他所看到的却是“今寻常燕会 , 动辄必用十肴 , 且水陆毕陈 , 或觅远方珍品 , 求以相剩” 。 到17世纪初的万历时代 , 这种奢靡之风有增无减 。
- 优雅|为了避免自己成为一个俗人,这群四百年前的文人们造了一个高雅纸牌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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