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氏|为了避免自己成为一个俗人，这群四百年前的文人们造了一个纸牌屋( 四 ) 品位|冒氏|文震亨|长物|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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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本《琵琶记》中的内苑游廊。
口腹之欲可以穷竭四海，身上衣着，同样也日益华美， 17世纪的南京文士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述在他年少之时，街上多见是布衣，少见丝服，如今却“迩来则又衣丝蹑槁者多，布服菲履者少” 。在苏州常熟，以前市井衣服多半粗布， “今则夏多纱谷，冬或重裘” 。家具陈设更是从粗木家具，转而为细木家具。松江人范濂写道，自己少年时，细木家具“曾不一见” ，民间家具“止有银杏金漆方桌” 。如今的“纨绔豪奢” ， “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奢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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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赘语》，作者: （明）顾起元撰，版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
这样一掷万钱的奢靡之风，从表面上看，正是《长物志》所着力批判的富贵家儿和庸奴做派。他们挥金如土，争贵斗富，买到手的却只有庸俗二字。而《长物志》所标榜的，却是“删繁去奢之意” 。在书中随处可见“宁俭无俗”之类的话语，告诫读者奢靡乃是庸俗的代名词。然而果然如此吗？诚如《长物志》序言所述，长物之所以为长物，正是因为它是生活必需之外的多余之物，必然是在简朴之上的踵事增华。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屏风的要求可以一斑。他写道，屏风“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次则祁阳石，又次则花蕊石；不得旧者，亦须仿旧式为之” 。文震亨极为推崇的大理石屏风在明代可以说是权贵豪奢的代名词，查抄明代奸相严嵩宅邸的财产名录中，就列有大量雕琢精巧的大理石屏风。品质最佳的大理石，更是专供御用的贡品。为了开采这种花纹绚烂的石头，自云南深山到京师的官道上，人马死伤载道。然而，比起大理石屏来说，简朴且奢华罪孽不那么深重的纸糊屏风和木屏风，文震亨却嗤之以鼻：“俱不入品。 ” 文士优雅的生活长物，也同样不排斥奢靡的细木。文震亨特别提到符合优雅品位的床， “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次则内府所制独眠床，又次则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自可用”——任何一个了解晚明古董家具价格的人，都会知道，文震亨所推崇的五六百年前的宋元断纹小漆床，是何等的一床难求。也会知道高手匠作的小木（细木）床，价格抵得上中人之家一年所入。读书人必不可少的书架，同样必须是古董或是高手精心匠作之物， “一则市肆中物，一则药室中物，俱不可用”——这些市面上随处可见批量生产的家具，尽管简朴廉价，但是——还是那个评价，太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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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漆嵌螺钿楼阁山水插屏，明晚期作品。这类螺钿镶嵌的黑漆屏风，虽然被文震亨视为俗物，但在17世纪却广受欢迎。图片来自《品物游心》。
那么，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文士以优雅之名反对的奢靡究竟是何用意？如果从尚好古物和排斥市肆商品的角度来看，文震亨们所结成的文士阶层，以优雅之名所对战的，乃是一种消费主义市场炮制的奢靡，表现为一种肉眼可见的炫富。就像用黄金与宝石打造的几案那样，充溢着令清雅文士掩鼻的铜臭之气。然而，如果将这张书桌换成花梨、铁梨、香楠木制作的天然几案，略微雕刻以云头、如意的纹样，尽管这样一张几案所费不下万金，但却以其清雅质朴的姿态，成功地掩盖了其所费不赀的铜臭味道。那些几案上陈设的三代鼎彝，生满古铜青绿，尽管将它们熔铸成铜钱很可能在市场上买不了一张方桌，但它们仅仅是摆在那里，就昭示着拥有者的不凡身价。所谓“长物”的真谛，并不是排斥奢靡，而是让奢靡变得不那么显而易见，用刻意为之的俭朴让人产生一种优雅的错觉。这就是长物作为多余之物的用处，所谓的优雅，或许只是多余的一个代名词。所谓的多余，只是奢靡的一个优雅的借口。如此说来，对长物的推许似乎也是一种虚伪。然而，还是《长物志》序言中的那句话“丰俭不同，总不碍道，其韵致才情，政自不可掩耳” ，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谁用谁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