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娜拉要不要出走：一位36岁女教师关于教职、学术、幸福及正确道路的思考( 二 ) 招聘|适者生存|大学

2、门槛，越升越高以上只列举事实，尚不涉及价值判断，最多为求职遇阻的人提供点心里安慰。明白了基础概率，也就很容易明白求职之难了——职位就那么多，你爱来不来。所以各高校就可以层层加码，列出种种条款。教育经历、发表记录、研究经历，这些还好理解，毕竟这多少可以衡量稳定产出的可能性。可有些门槛，虽已是老生常谈仍不吐不快。第一，年龄。我36岁，超过了几乎所有成文不成文的（最低）学术职位的年龄限制。 35岁甚至还不够，已经有不少单位开始要求博士年龄不超过32岁或者30岁了。我心里暗暗咒骂，这哪里是招聘博士，这是学历选秀吧，以“幼嫩”为美吗？可你说我不理解吗，我也理解。有刚出炉的干嘛要割过几茬的，有少年成才的干嘛要大器晚成的，或者仅仅是——有年轻的干嘛要老的？我们可没有学术上的政治正确！什么七十高龄攻读博士学位，这也只能是他国的美谈。在国内，首先就得怀疑，你有报考资格吗？第二，海外经历。阳澄湖的螃蟹是否真的最好吃还不一定，但如果没去阳澄湖休过假、泡过澡，就肯定卖不上好价钱。这么说没有瞧不起螃蟹的意思，不过就我而言，我喜欢渤海湾的飞蟹和赤甲红。随着博士“滞销” ，高校更是有了挑拣的资本。除了年龄、海外经历，以后逐渐再追加“本地户籍”、“本地有房”、“不婚不育（男）”、“已婚已育娃已大（男）”、“熟练掌握一种乐器”、“爱好运动”、“裸眼视力1.0+”、“BMI20±0.5”的条款也指日可待。这可不是强词夺理，君请看：本地户籍、本地有房，代表家里条件好，无生活压力，可专心科研；无孩儿或孩儿已大（的男性），代表无需“负担”职工的婚、孕、产、育等假期及福利，不会影响科研教学任务；爱好广泛，或可催发科研灵感；身心健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不是梦。我可以与用人单位“共情” ，可我对此嗤之以鼻。庄子曾讲，南方有种叫鹓鶵的鸟，发于南海，止于北海， “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 。有只鹞鹰抓住一只死老鼠，看到鹓鶵飞过，冲着鹓鶵， “吓！”对于这样肆意脱离学术能力而无底线压价的招聘要求，我也只想说别“吓”了，祝你们幸福。除了这种傲慢，如今这种“稀缺”还换了种面目，堂而皇之出现在各个高校的招聘启事上。新浪微博有一个账号“博士圈”曾写道， “我翻开招聘一查，这招聘没有明说，歪歪斜斜的每份上都写着‘青年人才’‘特聘副研究员’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坑’！”虽是调侃，仍一针见血。教职难求，这是事实，但请让我们明明白白地难，明明白白地咬牙坚持，明明白白地饮恨退出——不要文字游戏！不要合同陷阱！不要虚假承诺！
3、学界，适者生存
教职难找是个概率问题。可由于幸存者偏差，我眼前又都是成功者：比我只高一届的学长已是优青，大学同班同学已是教授，同时入站的博士后已期满考核，比我小的师弟师妹都按时毕业——而我在哀叹教职难求？真是失败！所以，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在学术生态就是如此之当下，到底如何在学界生存？
简而言之，学术有圈，圈内适者生存——这就是学界生存法则。学术职场中，成功者都是相似的，失败者各有各的“不适症” 。发文章“慢”——Quit！成果“没用”——Quit！没有拿到某级别的“项目”——Quit！以上导致退出的原因，真的都与学术本身有关吗？我很怀疑。每当我被诘问“你研究啥的，你研究有啥用？”我常常像孔乙己在讲“回”字的四种写法一般， “额，也不是完全没用。你看，这里有点用，那里有点用。 ”不过现在我想，这些也许真没用。 2020年初，我情绪常大起大落，科研无法推进，申请无心打磨，养育分心，前途未卜。那时候我觉得什么自然、社会科学，什么理、工科，通通没用，只有医护有用、研究疫苗有用！快进到2020年末， “2020年全世界发表的论文有4%是COVID-19研究” ，年末有望超过20万篇，可其中也不乏灌水、蹭热度之作，还有大量相互矛盾的证据——所以，连对抗疫情的研究也可能没用，这可真糟糕。既然适者生存乃学界生存之道， “你不适合”则成了万能理由。你不适合读博，你不适合做学术，你不适合教学——你之所以失败就是你不适合。这很难反驳，谁会去听失败者的诉说？可这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博导眼中适合读博的“理想博士生” ，合作导师眼中适合合作的“理想博士后” ，课题组负责人眼中适合的“理想参与者” ，领导眼中的“理想员工”……何谓“理想”呢？以读博为例，综合各个角度之说辞，所谓适合读博无非是以下几点：有“心”：好奇心，恒心，平常心，责任心，自信心……有“力”：毅力，观察力，学习力，创新力，执行力，沟通力，自律能力……有“气”：勇气、胆气、志气……可是，这些难道不是生而为人的通用的优秀特质和品格吗？怎么成了读博的标准了？读个博还得是天选之子，可评教授、评博导时也没见候选人满足这些要求啊。《女博士后》一文，我指责了体系，指责这个所谓的学术体系既没照顾到女性科研人员生育之难，也没照顾到科研临时工严苛考核之难。我之所以指责，是因为我认为现状存在问题，不正视问题何来解决问题。这免不了被讽刺为“怨天尤人”、“不务正业”或“无能狂怒” ，也免不了被一些老同志劝说“年轻人，不要怕吃苦” ，要“只求耕耘、不求回报” 。可是，每逢你想批评“抱怨者”不该“怨声载道”时，请记着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拥有了已经拥有了的东西。教授们不会抱怨教职难拿，博士们不会抱怨学位难拿——多少也会，但不要当真，那是装饰性的说辞。我当然知道，每一代人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战争、饥荒、社会动荡，过去不是“黄金时代” ，如今也并非最差。但是，每一代人的选择决定了下一代人的初始条件。继承下去的条件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我们都是参与者与推动者。不过，我不会天真到等着体系的改变和完善来解我的燃眉之急。牢骚太盛防肠断，主席教导记心间。在这个学术生态之下，是我个人的所有性格、所有品质、所有行为与所有选择，共同造成了今天的状况。我不能偏袒自己说我毫无过错，正如我也不会妄自菲薄任由指摘。学术生态的残酷，个人特质的不均衡，这些都使得“成功”难上加难。如果真的很难，那它最好值得。这个学术生态会标榜一些成功的准则，提供一些短期的或长期的目标，再设置一些诱人的奖励——目标就是“抓”住你，尽可能“抓”住你。你追求的是你想追求的，还是这些外部设置的目标让你追求的？娜拉的去留独白，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个体，回归到这样的问题——要为学术奉献、牺牲、燃烧自己吗？当然可以，如果它是“天职”所在。可它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