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霍四通｜“不齐”不是陈望道( 二 ) 文集|文章|笔名|批评|鲁迅|唐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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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杂志
这里，唐弢从字形上解释了“不齐”之名的深刻含义，说明了“不齐”和“木斋”二字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性，是完全可信的。他对“掂斤簸两”栏名的阐释，也完全符合该栏文章的实际情况。唐弢从一开始就参与《太白》的事务，对《太白》的编辑工作非常熟悉。唐弢曾回忆说：“8月5日，生活书店为创办《太白》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觉林素食处请客，日记（指鲁迅日记）载：‘生活书店招饮于觉林，与保宗同去，同席八人。 ’那天一共请了六桌，规模很大，我和聂绀弩、周木斋同席，鲁迅先生和保宗(茅盾)、望道等在另一室的另一席。 ”唐弢和周木斋都积极为《太白》撰稿。唐弢说自己：“只有《太白》，一开始便参加了，创刊头两期都有我的文章，第二卷起，几乎每期一篇。 ”（唐弢《忆〈太白〉》，《散文》1980年第5期）周木斋去世，唐弢撰回忆说：“作为木斋文章的知音，我还可以举出望道先生来，在他主编的《太白》上，木斋也是写得较勤的一个。 ”（唐弢《悼木斋》， 1941年8月1日，载《生命册上》，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有趣的是，两人的文章也如影随形，经常一前一后排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本身是会说话的。从文本来看，周木斋和木齐的文章在主题上高度契合。周木斋的《太白》文章主要是针对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三人，这和木齐的短论完全一致。
周木斋在《太白》上很多署名文章都围绕“言志”“载道”展开。 “言志”和“载道”是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出的分类，他认为“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构成了中国文学史。 ”他赞同“言志派” ，推崇公安派的“独抒性灵” ，贬低五四文学革命，说“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 。周作人成为当时“右翼文学”的精神领袖，自然也成了进步文人的攻击靶子。周木斋的《论“文以载道”》（第1卷第2期）、《关于“点也派”的故事》（第1卷第3期）、《舞雩》（第1卷第5期）、《“言志”和“载道”的遗绪》（第2卷第1期）的核心论点都是“言志”“载道”不可分，所谓“言志” ，也不外是“载道” 。周作人竖起“闲适”“晚明小品”等大旗，周木斋则在《“周作人书信”》（第1卷第8期）、《闲适的试验》（第1卷第11期）、《出气章论》（第2卷第5期）等文中针锋相对地提出批评。而不齐的《知堂是唯物论者》《现代明人》《人杰地灵》《伪造》《知堂是什么唯物论者》也都以三言两语的形式，对周作人及其得意门生废名、俞平伯的小品文展开了辛辣的讽刺。
林语堂响应周作人的主张，并创办《论语》《人间世》等刊物，不遗余力地鼓吹“闲适”“幽默” 。他在《小品文之遗绪》一文中提出 “言志”和“载道”的区别“全在笔调，并非言内容，在表现的方法。 ”（《人间世》第22期）周木斋的《“言志”和“载道”的遗绪》（《太白》第2卷第1期）就是对这篇文章的直接批评。而木齐的《过火的幽默》《论语的新戒条》《幽默大师》《“随感录”的兴废》都是批评林语堂的。有趣的是，周木斋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人和穷》（1935年11月7日），《太白》第1卷第7期“文选”栏转载。不久，林语堂在暨南大学演讲《做文与做人》（1935年12月27日），其中专节谈“文人与穷” 。针对林语堂的《做文与做人》，《太白》第1卷第12期刊发了木齐的《杂乱无章》《文行不要一致》《到底怎样?》三篇短文，讽刺林语堂立论颇多自相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