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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虹影
忆及童年时曾倾尽所有去做的事，就是那时的我总是想尽办法，将所有零花钱都变成了一本本连环画。
10岁之前，我生活在中原的一个小城。小城很小，主要街道只有一条，书店在最西端，靠北，门面不大，里面就只有一间教室那么大，陈设非常简单，书也不多。走进去，迎面是一长溜玻璃柜台，里面摆着书，后面靠墙的地方是一长溜书架，也摆着书。卖书的是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老伯伯和一位慈眉善目的阿姨。
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填饱肚子尚不是每家都能做到，读书买书这类精神生活的追求更是一种奢望。庆幸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始终信奉读书是一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有人来家里，妈妈都会说，我家大女儿爱看书——妈妈是带着夸赞的语气说这些话的，这令我觉得读书就是一件可以被表扬的事情。
童年的我常常一有零花钱就去书店。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是如何踮起脚尖将汗津津的硬币或毛票递给那位老伯伯，认真地跟他说：“我要买6分钱的小画书。 ”“我要买7分钱的小画书。 ”“我要买1毛钱的小画书。 ”“我要买1毛2分钱的小画书。 ”而那位戴着不知道是老花镜还是近视眼镜的老伯伯接过钱后，就会转过身在书架上努力而认真地翻找，每本书都翻过来看封底的定价，直到找到与我给的钱数刚好吻合的书，这才如释重负地转过身来，把书递给我。我接过书也不去管内容，反正什么样的都喜欢，只要是书就行。
钱并不总是那么凑手。为了挣点零花钱，我想了许多办法。家里的牙膏用完了，我赶紧把“牙膏皮”收起来，一个牙膏皮能卖3分钱；夏天就去割草，曾经忙乎了一个暑假，割的草晒干后才卖了两毛钱；养过蚕宝宝，结茧后交给在外贸公司工作的亲戚，他说我的蚕茧品级不高，只卖了块把钱；还养过几只小白兔，剪了兔毛卖给外贸公司。可是兔子爱打洞，在屋里挖出坑，就被妈妈赶到外面待着，最后被小狗咬死了，所以只卖了一季兔毛，我的白兔养殖业就宣告结束了；还去捡过合欢树落下的绒花，晾干的绒花是中药，药店会收；夏天知了蜕掉的外壳，中药铺也收购……所有能用来换钱的招数我可能都尝试过，一点点地积攒着，然后都拿去换了书。
那时，光顾书店的人并不多。书店是国营的，属于旱涝保收。货架上的书内容都很高大上，给了我亲近文字的机会。阅读填补了我幼小而寂寞的内心，也为我窥视外面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
那时候，一本小人书也会令我泪流满面。记得有一年回老家，和奶奶讲起我看过的小人书《半块银元》，讲的一个叫小玲的女孩子被地主家抢去做了陪葬的童女。当看到小玲被灌下水银，小小的身躯摆放在地主的棺材上，即将作为殉葬品下葬时，他的弟弟喊着姐姐，小玲却再也无法答应，小玲的妈妈看到此景，口吐鲜血昏死过去时，我泣不成声。奶奶停下手中的纺车问我：“很难受是吗？”我一下子没忍住，大放悲声。奶奶便领着我走出家门，围着门前的大藕坑转圈。我一路仍在哽咽着，邻家一位大婶见了，很关切地问我怎么了。奶奶说讲故事讲哭了，大婶想当然地说：“肯定是讲电影《卖花姑娘》吧，很多人都看哭了。 ”我没有说话，心想根本不是《卖花姑娘》，《半块银元》比那个电影苦多了。
有年春节，亲戚给了我一元压岁钱，那对当时的我来说，堪称巨款。我把钱揣在棉裤兜里，赶紧往书店跑，想着这下可以“富裕”地挑上几本喜欢的书了。谁知到了书店后一掏兜，空空如也，钱不见了。那份沮丧和伤感，几十年过去依然铭肌载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