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批墓葬的规格上看 , 当时是有一定身份的死者才可以入葬其中的 。 也许除了贵族外 , 他们还有其他特殊的身份 , 而这种特殊的身份又应与建筑的性质有一定的关系(李志鹏2008) 。 已有学者对包括3号墓在内的这些墓葬所在建筑基址的性质加以讨论 , 大多认为应属宗庙建筑 , 到目前为止还难以作出确切的推断 。 无论如何 , 可以排除这些墓葬属祭祀活动形成的人牲坑的可能 , 它们所在之处也绝非当时的墓地 , 应属有较高社会地位者的正常埋葬(杜金鹏2006) 。
我们把这座墓编号为2002VM3(即2002年第V工作区第3号墓) 。 墓葬为近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 , 墓的方向接近正南北向 。 当时大部分的墓葬都是这个方向 , 说明葬俗是有讲究的 。 在揭开墓葬上面叠压的路土层后 , 我们得知这座墓的长度超过2.2米 , 宽度达1.1米以上 , 残存深度为半米余 。 可不要小看了这墓的规模 , 如果与后世达官显贵的墓葬相比 , 它实在是小得可怜 , 但在二里头时代 , 它属于迄今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墓之一(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王一级的墓葬 , 见本书《二里头“1号大墓”的是是非非》) 。 要知道 , 二里头遗址发掘40余年以来 , 已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总数达400余座 , 但墓圹面积超过2平方米(即大体为2米长、1米宽)的贵族墓却仅发现9座(李志鹏2008) 。 所以 , 这座墓值得我们期待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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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绿松石龙的3号墓
前述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大灰坑打破了墓的西南部 。 墓主人侧身直肢 , 头朝北 , 面向东 , 部分肢骨被毁 。 后来经我所体质人类学家鉴定 , 墓主人是一名成年男子 , 年龄在30~35岁之间 。 墓底散见有零星的朱砂(这种红色矿物质是二里头贵族墓中的常见之物 , 一般认为应与宗教信仰有关 , 同时是身份等级的标志物) , 没有发现明确的棺木的痕迹 , 或许已腐朽殆尽 。
墓内出土随葬品相当丰富 , 包括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白陶器、漆器、陶器和海贝等 , 总数达上百件 。 墓主人头骨上方发现3件白陶器 , 呈品字形排列 , 2件顶面朝上 , 1件顶面朝下 , 可能为头饰或冠饰的组件 。 白陶器均呈斗笠状 , 顶部圆孔处皆有一穿孔绿松石珠 , 估计原来应该有丝带类的有机物把二者连缀起来 。 白陶器是二里头文化早期的贵族用器 , 但斗笠状器却属首次发现 , 也不见于以往在宫殿区周围发现的贵族墓 。 墓主人头部附近发现一件鸟首玉饰 , 其风格酷似长江中游一带的石家河文化的同类器 ,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就是典型的石家河遗物而非仿制品 。 头骨近旁发现2枚较大的穿孔绿松石珠 。 大量海贝置于墓主人的颈部 , 数量超过90枚 , 每个上面都有穿孔 , 上下摞压 , 局部呈花瓣状 , 应该是颈部的串饰 , 即“项链” 。 这种海贝叫作子安贝 , 仅产于南海、印度洋及以南地区 。 远隔上千里乃至数千里之外的玉器和海贝类珍罕品出现于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内的贵族墓中 , 是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 。 唯一一件铜器即李志鹏最早发现的铜铃 , 放置于墓主人的腰部 , 铃内有玉石质的铃舌 , 铜铃表面黏附一层红漆皮和纺织品的印痕 , 下葬时应以织物包裹 。 漆器的种类和数量较多 , 见于墓内四周 , 而以墓主人左侧最为集中 , 可以辨认的器形有饮酒器觚、钵形器和带柄容器等 。 陶器有酒器爵、封顶盉、象鼻盉 , 以及作为炊器和盛食器的鼎、豆、尊、平底盆等共10余件 , 这些器物都被打碎 , 放置于墓主人身旁(社科院考古所2014;许宏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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