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旨正大”方面 , “《石头记》之宗旨 , 由小及大 , 约有四层 , 每层中各有郑重申明之义 , 而可以书中之一人显示之” , 这四个层面为个人、社会、国家和世运 , 分别由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和刘姥姥来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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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书对联
在“范围宽广”方面 , 《红楼梦》“包罗万象 。 虽写贾府 , 而实足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全副情景” 。
在“结构谨严”方面 , 《红楼梦》与相关的四条标准“均有合 。 读者自明 , 不须例证也” 。
在“事实繁多”方面 , 《红楼梦》“芜词空论 , 删除净尽 。 描画人物 , 均于其言谈举止 , 喜怒哀乐之形于外者见之” 。
在“情景逼真”方面 , “《石头记》叙事 , 情景至为真切 , 而当极复杂纷乱之境 , 尤能层次井然 , 照应周密 , 各人自见其身分” 。
在“人物生动”方面 , “《石头记》中人物 , 栩栩如生 , 而均合乎人情;其性行体貌等 , 各各不同 , 而贤愚贵贱 , 自合其本人之身分 。 且一人前后言行相符 , 无矛盾之处 。 人数既众 , 于是有反映 , 两两相形 , 以见别异” 。
总的结论是 , 按照西方小说评价的六个标准来衡量 , “《石头记》实兼此六长” 。 需要说明的是王国维、吴宓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评价远比胡适、俞平伯要高 。 何以如何 , 这是值得深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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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人生》
从表面上来看 , 该文的思路相当简单 , 是典型的以西方文艺理论来套中国的文学作品 。 但如果了解该文的写作背景 , 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
该文写于1920年 , 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 此时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还没有动笔 , 新红学还在酝酿之中 。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学术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时期 。 受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影响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借助西方文艺思想及西方学术范式 , 逐渐摆脱评点等传统表述方式 , 步入现代学术研究 。
要评价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 赋予其经典地位 , 势必需要一个参照系 , 这个参照系自然是欧美文学特别是以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为代表的欧洲文学 。
从该文可以看到吴宓的这种尝试 , 他评价《红楼梦》用的不是中国标准 , 而是欧美文艺理论 , 也就是说 , 他是在用当时国际通行的文学标准来衡量《红楼梦》 , 衡量的结果是《红楼梦》不仅完全符合这些标准 , 而且比很多欧美小说更为优秀 。 在文中他列出大量英、法等国的文学作品与《红楼梦》进行从六个层面进行横向对比 , 因而其结论也是有说服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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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史大纲》
这一结论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 , 也许很平常 , 但在当时则有着重要的意义 , 这不仅仅是提振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问题 , 而是借助西方文艺理论这个参照系 , 建立了对中国文学的评价体系 , 给《红楼梦》这类优秀作品以文学经典地位 。
将这些文章放在一起对读可以看到 , 从王国维、吴宓到李长之、李辰冬 , 经过不断探索和尝试 , 不断丰富和充实 , 一起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思想艺术的研究体系和范式 , 这些与胡适等人开创的新红学一起构成了现代红学研究 。
从构建现代红学体系这个角度 , 不难看出吴宓《红楼梦新谈》一文的重要意义 。 当然 , 任何一个体系在建立之后 , 都有一个完善和调整的过程 。 一个世纪过去之后 , 随着研究的深入 , 一些学人指出王国维、吴宓当年的研究存在问题 , 这很正常 , 这正是学术进步、后出转精的一个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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