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 , 平台的权力首先并非是与平台互动的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是平台作为人造空间所拥有的规范秩序的权力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英文中,平台最初在建筑之外的应用出现在政治中 , 指政党的纲领(party platform) 。
在虚拟空间里,这种秩序不仅体现在平台禁止个体的发声——这只是最明显的表征;它还体现在通过某种预设的格式来控制和调节个体的声音 。
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的广场、车站等大型公共平台空间来理解虚拟平台时,虽然可以意识到空间拒绝人的进入 , 但似乎会因为我们在其上活动的自由度而忽略了这些极其细微明确的行为活动的规范 。
在《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点击跳转)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号对于留言评论功能的限制开放、微博的字数限制等等 。同样,在英语互联网上,Instagram作为一个平台,它对于秩序的规范则体现在对于图像大小和格式的控制 , 以及对于文字在交流中的地位很大程度的刻意忽略 。
所以我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随意发布内容”,而是说在我们可以在“平台预设的格式规范下随意发布内容” 。
我们如何发布内容、对信息进行归类划分、对信息进行评价,在各个平台上都有明确的要求 。虽然这些规则使平台得以有效运行 , 但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可在平台上进行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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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对于图幅、画面比例、和图片的文字说明的限制
在早期的居住空间里 ,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平台作为一种物理空间是如何成为规范活动和行为的规则的 。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的许多原始部落中(甚至在现今所知最早的几个半永久住宅里 , Ohalo,21000BCE,就存在类似这样的平台) , 生活往往与仪式有很大联系 。
平台 , 作为这些古老住所中的地面,通常有意区分不同区域内可以进行的活动,例如做饭、进食、睡觉 。同样 , 在中国和日本的传统住宅中,空间很少使用固定的墙体做分割,而是使用地面平台的高度或者铺地的材质的区分来进行空间划分 。
公元前7000年前的加泰土丘(?atalh?yük)就是由这样简单的平台来划分空间的 。在这个近一万人的原始的聚落中,建筑之间没有街道 , 而是紧贴在一起,构成一种蜂窝状的建筑群(cluster plan) 。这里也没有广场这样的公共开放空间 。
对于所有的建筑,人们都从屋顶的门洞进入 , 再顺着梯子向下到达室内 。此时 , 室内的空间是更加私密的家庭为单位的生活;而这些不同高度的屋顶平台集合成为一个人造的新地面,人们的相遇、交流、和其他公共活动都发生在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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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土丘建筑群
这些住宅建筑的屋顶连结在一起成为了作为道路和公共空间的平台 。同样在室内,空间的功能分区不使用墙,而是通过不同高度的平台来实现 。较高于地面的平台会用作家庭活动和睡觉 。
我们可以从加泰土丘的建筑中看出,早在这个空间原型进入人类历史的时候,平台就不仅是一个集结人群的公共空间,也是用来规范和区分活动的空间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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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土丘中的独立房间
这种将生活日常的活动行为仔细划分的做法,在现在的互联网中似乎也很常见——根据不同平台的规则,我们选择在不同平台上进行不同的活动 。不管在现实空间还是虚拟空间 , 平台都能够促成一些活动的发生,同时,它也限定活动进行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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