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 , 即使存在异于主权的事物 , 也不存在主权的反面 。 甚至在政治中(问题始终是了解主权概念是否完全是政治性的) , 甚至在政治中 , 选择也并不在主权和非主权之间 , 而是在几种分有、分割、区分、条件之间 , 它们切开了那个总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无条件的主权 。 解构的困难、困惑乃至绝境 , 它的缓慢的、始终都不平衡的发展 , 都由此而来 。 解构决不是摧毁 。 但认识到主权是可分割的 , 认识到它一直进行着区分和分有(即便主权仍然存在) , 就已经开始解构一个纯粹的、以不可分割性为前提的主权概念 。 (114-115页)
熟悉阿伦特的人们可能很容易联想到 , 在阿伦特看来 , 例如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分割”主权权力的方式 。 而哪怕是在维持博丹和霍布斯以来的“主权”概念的强度上无出其右的施米特那里 , 在战后所写的《关于权力的对话》(1954)等著作中 , 他也具体论及了主权者的决断如何不得不受到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势力的影响 , 以至于决断无法被还原为主权者的意志 。 同样 , 在德里达这里 , 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主权还是非主权(或反主权)”——在既定的国家间秩序和国际政治框架不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下 , 任何将“主权”与别的项目加以对峙或对立的做法 , 都只能提供虚假的选项——而是考察和辨认主权权力在具体的操作场景中、具体的施展过程中、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如何遭到分配、分割、分裂、分享 , 同时又坚持自身的自我完整和自我确立 。 在研讨班的另一个地方 , 德里达以不同的措辞强调了同样的意思;考虑到这一点涉及“解构”面对“主权”这一重大议题的工作方式 , 在此值得引用如下:
[如果说在政治领域中 , 在一切施展权力驱力的领域中 , ]关键问题往往不是主权和非主权之间的抉择 , 而是围绕主权展开的斗争、主权的转移和移置 , 甚至是主权的分有/分割 , 那么我们就必须从这些情形出发 , 不再是从主权的纯粹概念出发 , 而是从驱力、转移、过渡、翻译、移动、分有/分割等概念出发 。 同样 , 也就是说 , 从主权的继承、传递、以及主权的分割、分配 , 也就是主权的经济出发 。 (388页)
然而 , 如果问题不在于“主权”和“非主权”之间的抉择 , 德里达似乎在暗示 , “主权”将成为我们思考(而不仅是实践)的一个根本限度 。 我们在后面会回到这个关键问题上来 。 在此之前 , 让我们先回到上面提到的两条线索 。 这两条分别由标题中的“野兽”和“主权者”所代表的线索 , 大致可以视作贯穿研讨班始终的整体脉络——虽然在研讨班的进行过程中 , 两条线索总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两者的总体问题意识 , 又分别可以归纳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和“主权的(自我)规定” 。 接下来 , 让我们看一下这两条线索随着研讨班的展开而发生的不同变化 。
三
首先 , 第一条线索的变化 。 尽管人和动物在本体论层面上通过种种标准(如“语言”“理性”等等)被严格区分开来 , 但有一些与动物或野兽相关的语词往往只适用于人 , 而不适用于动物 , 如“兽性”和作为形容词的“bête(愚蠢)” 。 德里达提醒我们 , 动物被排除出人类共同体 , 但它们的存在却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留下了一系列有趣的踪迹 。 围绕“愚蠢” , 德里达主要讨论了罗奈尔、瓦莱里和德勒兹的文本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德里达强调 , 在德勒兹的论述中(《差异与重复》) , “愚蠢”被认为是人所固有的 , 也即与野兽无涉的性质 。 于是 , 在人的固有性那里 , 在人的根本人性那里 , 野兽已经以缺席的方式存在在那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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