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多样性「从西方大学多样性发展路径谈大学是什么」( 二 ) _从西方大学多样性发展路径谈

二、关于大学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价值取向是辩证统一的
布鲁贝克对大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区分。认识论的大学合理性的解释为，探讨深奥知识是出于闲暇的好奇，这与对认识的荣誉和人类的利益所产生的影响都没有关系，大学的存在是为了知识而知识；政治论的大学合理性的解释为，从国家、社会的需要等出发，大学和学院是理解和解决国家和复杂社会的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从布鲁贝克看来，我们熟悉的德国大学的路线更加切合于认识论的大学。康德在《系科之争》中强调了大学中的哲学对真理的认知的使命，后来的韦伯则强调真正“价值无涉（wertfreiheit）”，洪堡则指出，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以布鲁贝克的观念看来，美国大学的路线更加切合于政治论的大学，美国大学不但成为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和社会服务的最大贡献者，而且已经逐渐走向了社会的中心，社会热点的问题在大学那里能够得到一种真理与谬误的判断，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也期待从真理和知识的诞生地即大学寻找解决之道。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些大学中的一些课程的设置往往被学者视为实现政治安全的手段，这些课程让学生们通过对西方历史典范的梗概性了解再次树立了种种判断的标准，引导学生在追求知识的同时确定了社会政治行为。在此政治论的大学中，教育的职能“不是一个培养批判意识的过程，而是一个对（西方或美国）评判标准的最终认可与重新确认的过程，而其所认可的评判标准，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一教学过程本身” 。即使是哈佛的通识教育，也被看作是为了探求一种适用于美国的“自由社会的普遍教育观念”，而一旦这样的观念能够被发现，那么哈佛将再立新功，“为增强美国的民族作出独特的贡献” 。
在关于大学的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中，认识论和政治论只是很多价值取向的划分中的一种经典模型。事实上，大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这两者如钟摆过程中的两个顶端，大学不管选择与否都会在二者之间摇摆，最后表现为略显倾向于哪一端。认识论和政治论这两种路线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对而言的一对概念，认识论和政治论可能是同一位思想家的不同作品，或同一思想的不同层面。例如，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相关论述，可谓是深奥知识的典型；而从政治论的角度看，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谓是政治论的典范。同时，我们很难严格划分大学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因为在大学的发展实践中这二者是相互交融、互为手段的。比如，美国也出现了像德国一样重视研究的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且以此为代表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成为美国20世纪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动力所在。而德国柏林大学创立之初正是为了振兴德意志民族教育，促进德意志民族在战败后的复兴。如果仔细观察，甚至会发现，理论上所界定的认识论或政治论的大学的典范在当今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二者的区分只是理论假定，即我们不能说德国或者美国单纯是大学的认识论或政治论的路线，只能说他们在某一路线上更具倾向性特征和某种特色。
三、关于大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是永恒的话题
检索大学这一文化组织机构，会发现大学这一组织是长久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组织之一。在此，一方面大学的发展离不开自己本民族、本国的民族意志、民众心理中的传统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大学的发展离不开自己所得以形成的传统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