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多样性「从西方大学多样性发展路径谈大学是什么」( 三 ) _从西方大学多样性发展路径谈

1.大学的时代性
时代性首先是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的。在欧洲自从中世纪以来，教会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教育者，尽管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大学都走了不同的路线，但是都在批判宗教中保留了被批判者的部分影响。康德为“上帝”保留了地盘，德国哲学带有来源于神学的神秘主义色彩，这使得受到德国哲学影响的大学的认知不仅仅诉诸思辨的概念，也诉诸直接原始经验。从对传统性因素的批判性继承的角度看,可以说德国古典哲学的柏林大学的认知中包含了此前宗教的认识倾向，即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包含了前一阶段文艺复兴期间的人文主义的倾向，即新人文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的研究型大学如霍普金斯大学中包含了德国大学崇尚认知的职能，即科学研究；杜威甚至试图调和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他认为时代性是“由各种相反的倾向混合而成” ，是对传统“珍爱的价值”予以保留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力量” 。
从时代性的角度看，大学与哲学都受制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总体体征，或者说不同时期的大学与哲学都在不同侧面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例如，仅从科学对大学影响的角度而言，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期间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人重新发现自我和科学地认知世界起到了推动作用，“日心说”等理论的发展让人们从宗教神学的蒙昧中走出来；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也正是当时的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牛顿力学的体现。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其过程论的思想都受到了当时的最新自然科学成果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同时，大学也是时代的精神的一种体现和载体，大学的发展变化也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为适应当时社会的时代需求所作出的一种自我调整和对外部需求的一种回应。例如，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费希特等关于理性主义的学者道德的论述，所强调的超感性的道德观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个人的感性幸福的一种纠正、补充和调整。这种调整既是来自自身的一种传承，也是一种“作为‘不满意识’存在下去的”的回应时代意识，利科阐释为：“各种历史在各个方面相互交织在一起，所有的解释体系都是单纯的和先天不足的。时代意识是这种交织的大范围综合。”例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方面呼唤大学的诞生，一方面为大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神学压制和同化是中世纪大学产生的直接原因，而经院哲学所磨练和训练出的思辨的思维武器则是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思辨的思维为大学追求真理准备了最缜密的思维，导致了对真理的热衷；而修道院与外界的隔离和大学所取得的一系列特权为其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独立自主的特权，赋予了大学象牙塔的地位和想象。德国柏林大学的建立的思想内核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而其现实性路径则是适应了德国国家教育符合当时德国振兴的需要。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对此作出阐释：“民族国家自身欲表达民众意志的惟一有效方法即是通过思辨知识的媒介来完成。有必要在此解释一下那种使柏林大学创建合法化的哲学，它的主旨是想使该大学成为大学自身发展和当代知识的原动力。它寓居于思辨的大学内。”同样，美国的赠地大学的出现符合了当时社会需要，而当今时代走向多元和开放的大学也正是对这个时代的需要的回应。而多元化大学的多元化思想共存、强调融合、沟通、对话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等开放性也是在这种时代产物，是这个时代特征的体现。我们对大学的理解其实也不是永恒绝对的，也是有一个历史的、渐进的变化的过程，是一个大学对我们研究者开放自身、我们对大学不断进行深入了解和更深层次进行把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