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存在铁证如山：华夏河山是中华文明产生的源头 |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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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史学界，为了界定和研究的方便，较为一致地把文明产生的标志描述为：1、文字的产生；2、金属工具的使用；3、城市的产生与国家的形成，是人类跨入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但在黄河流域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即没有发现城池的踪影，也没有发现文字产生的丝毫印记，以致让国内众多历史与考古学者产生了要更改人类文明社会认定标准的呼吁。更改后的标准，还是华夏文明的文明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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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淮、济是中国古典文献记载的孕育中华文明的四渎。其中的“河”历来被认为特指“黄河”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河”字产生于黄河吗？文字的产生在华夏文明中占据怎样的重要作用呢？
人类的文明史，开始于文字的发明，在时间上最早不过七八千年，这几千年只占人类史的百分之一而已。人类文化的发展，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面讲，有以下三种共识：第一，人类文化的发展，不是突然的，而是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学到许多经验，逐渐积累而流传下来的。换句话说，有史时代的许多文化，都渊源于史前时代的人类活动；第二，各种人类的文化，因为环境的变迁，时代的更换，进退不一。人文学家公认，人类的身体、智力和道德，根本是相同的，如果有理想的环境，任何民族都可逐步推进，创造高尚的文化。第三，人类有共同进取的合作力量，可是也有互相残杀的卑劣天性。人类残酷成性，个人之间杀戮不够，还会结合亲族，进行械斗，甚至国族之间，建立攻守同盟，造成大规模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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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研究中，被公认的“夏之兴也以塗山”的淮河涂山，在其东北十公里处考古发掘的双墩文化遗址，发现了7300年前的大量陶器刻画符号，被认为是华夏文字产生的源头，具有人类文明发展早期阶段涂鸦与文字的原始雏形。
双墩文化遗址，共出土了607件陶器刻划符号，所包含的内容之丰富是同时期任何遗址所无法比拟的。仅就已知的内容看，有山川、河流、太阳、动物、植物、房屋等写实类刻划，也有猎猪、捕鱼、网鸟、俘鹿、种植、养蚕、编织、饲养家畜等生产生活类刻划，以及记事、记数等几何类刻划符号。内容涉及双墩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天文历法、宗教信仰等，几乎涵盖了生产、生活、精神方面的全部内容，堪称原始社会的“档案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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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淮、济之四渎，从文字构造来研究，都来源于“氵”“水” 。通过笔者的研究结论， “氵”“水”的产生正是来源于四千年前大禹时期对涂山地区河流湖泊位置的刻画，是大禹治水时的水系地图。那么， “河”字的产生也与大禹治水有关吗？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 ”（《史记》）， “水经云：淮水出荆之左，迂回以入涡，麓高水汇为患，禹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间，水乃安流。所凿处有遗迹，冬月可见。 ” 。位于今天淮河两岸的荆山与涂山，本为一体，淮水流到此处受到荆涂二山的阻挡，淮水升高从荆山西麓迂回荆山汇合涡河后，淮水东流。每到淮河洪水发生时，形成洪水环绕荆山的情景，也就是“浩浩怀山襄陵”的洪水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