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程旸：我读旧版“外国文学名著”丨新力量 |德伯家的苔丝|傅雷|作家|哈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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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旸
小时候我曾被家里人和邻居视为“书童” ，按照他们的说法，家里安静的时候，一定是我在那里看书。我大学念的是法学，可在小学、中学阶段，已经把中文系本科生应该念的中外文学名著，差不多都读了。今天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确实发生了。这倒不是说我有特异禀赋，而是家里的藏书，尤其是在大学教外国文学的母亲的名著藏书，最早滋润了我的心灵。
为写这篇短文，我特别把这些“旧版书”从书柜上取下来，有些早布满灰尘，有些则缺书角或卷页，封面破旧且现灰暗的色调。这也难怪，它们的“原始版”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读到的旧版，则在1979年前后， “书龄”比我的年纪都要大。这些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学名著，在我们家已经存放了近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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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伯家的苔丝》1980年版张谷若译
比如，傅雷先生亲译的巴尔扎克的《贝姨》（1982）、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1950年初版，家中是1980年版），郑永慧先生译的雨果的《九三年》（1957）、《梅里美小说选》（1980），张谷若先生译的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1980），金人先生译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1957年初版，家中是1982年版），陈敬容先生译的雨果的《巴黎圣母院》（1982）等，以上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版，如罗玉君先生译的司汤达的《红与黑》（1979），方重先生译的《乔叟文集》（1979），王科一先生译的狄更斯的《远大前程》（1979）等。比较起来，《贝姨》《约翰·克利斯朵夫》《梅里美小说选》等书籍破损处较多，卷页不少，也更显破旧，可见法国文学名著在我们家是大家的最爱，翻阅得最勤最多，这令旧版书们不堪其负，今天想来还叫人心疼。更令人惊诧的是，上海译文的《红与黑》，居然是竖排版，在解放后，竖排版早就让位于横排版书籍，人们早已经习惯看横排版的书了，这对于一个年龄尚小的孩子来说，读起来则更感到吃力费劲了。某种程度上，不光是我，也包括我的上代人，都是告别文言文和竖排版的一代人。
这些“旧版名著”的译者，大多是那个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一时之选，其中，傅雷先生的名字最为响亮。他严谨的译风，丰厚博学的文学素养，逐字逐句推敲、一个也不放过，以至于把自己也弄得很累的治学风格，在当时的我而言，还没有什么高山仰止的情怀。那个年代，看外国文学名著的人，都有读作品之前先读译序的习惯，我也偷偷模仿这种风气，先读译者花费了不少精力的序言。不知道什么原因，傅雷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本序”不是出自傅先生之手，而由罗大岗先生代作。它分“关于作者”“时代气氛”“主导思想”“情节梗概”和“总的印象”等部分，可以作为一部关于这本名著的“小文学史”来看。依我读傅雷在上世纪40年代以“迅雷”为笔名所写的《张爱玲论》，以及他其它众多的译著序的情形来看，他应该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怎么会让他人“染指卧榻”？这才忽地忆起，傅先生早于1966年谢世，否则，给罗大岗先生十个胆子，他也不敢问鼎傅雷先生的专属领地罢？但罗先生也是一位有雅量的老学者，他自然不会掠傅先生之美， “窃夺”为个人产品，所以在“译本序”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早就有了傅雷同志的中译本，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部外国文学作品。 ”它还是“法国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中划时代的作品。 ”罗大岗先生， 1909年生，浙江上虞人，法国文学专家兼翻译家。 1933年在法国里昂大学获硕士学位， 1939年在巴黎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1947年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傅先生故世情况下，委托罗先生代作“译本序” ，应该情有可原。傅雷先生， 1908年生于江苏南汇（今属上海浦东），著名翻译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他早年在巴黎大学留学，主修文艺理论，跟罗先生还是校友。傅雷早年从事艺术评论和理论研究，后来转向法国文学翻译，其中“傅译”的巴尔扎克名著享誉中外，影响了几代读者。傅本“译序”很多，因篇幅所限，这里从略。但从他对巴尔扎克和其他法国作家的深刻理解中，也可窥见其译序将会多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