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轼自然美学观( 二 ) |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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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物能否赋形？这还涉及“道”与“艺”的关系，所以苏轼说“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道”与“艺”在真正自由的艺术创作中必然浑然一体，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如他所说的“神与万物交，智与百工通。 ”苏轼非常欣赏文与可画竹时那种得心应手的境界：“与可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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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说“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不可知也” ，又说“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 ，这说明“随物赋形”实际上一种“无法” ，它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寻，毋宁说这样的方法需要艺术主体调动内心的能量去体悟。而苏轼又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 ，这又指明无法之中也有定法，在艺术创作的具体过程中，还是有规律可遵循的。因此， “随物赋形”的艺术创作观，是有法与无法、道与艺的辩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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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代文人艺术家的代表，苏轼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有关注，并发表了不少重要的观点。秦观曾评价：苏轼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性命自得，这是对苏轼人生哲学的精炼概括，也是其审美与休闲人生的写照。苏轼的审美与休闲思想有它的哲学基础，这便是以情的本体、乐的工夫以及无心而一的境界构成的情本论哲学。苏轼休闲美学思想的构成也从本体、工夫、境界三个层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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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苏轼一生有归隐之志却终未归隐，有人便评论说其仍然有眷恋仕宦之情，这其实是不能真正了解苏轼的。虽然看似苏轼始终在公共的仕宦空间优游徘徊，但他的个体精神已经完全回归到更为自由超越的“私人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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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李泽厚所言：“苏一生并未退隐，也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结，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对社会的退避并不等于对“公共空间”的退避，而是一种更为根本意义上人生的退避，也就是向“私人领域”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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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皆极为简单，娱乐者也是简单，交游简单。 “谢世路”的目的即是过一种简单的生活。生活越是简单，似乎越是能体现士人的自由人格。在他看来，微物属于自己能把握的私人领域，更能体现士人的自主自由的主体意识；而宏大之物不是人所能控制了的，且容易将人异化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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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并不是没有外向空间的拓取，他“中甲科，登金门，上玉堂” ，官至翰林学士便是明证。然而外向空间的这种营构，在佛印看来，此乃客观之命运，这并不是其所求而得，也非其生命旨趣所在。而且，所谓的名位加身，因不在自己生命所控制范围内，因此便显得虚幻而不实。况且，名与位更是苏轼一生命运坎坷、人生飘离的罪魁祸首。因此，在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传统士人对于外向空间的营构积极性已经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对自我生命领域的享受与体验。而休闲正是士人寄托这种个体性命情怀的最主要的实践活动(“坐茂树以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