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口簧及其相关问题初探( 二 ) |骨器|陶器|口簧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分析陶寺口簧不能脱离其所在的井J401以及J401所在区域背景的探索。 J401口呈椭圆形，最长径4米，最窄径3.58米，井深14.7米。井发现有木构护壁，且是比较先进的圆木穿壁固定法（图二），此外在J401开挖之前同一位置已有属于陶寺文化早期水井J402 。因此，这些都表明J401是一眼十分讲究并特意建造的水井，而非一般随意开挖临时使用之井。 J401分为28层， 11米以上为27层，出土大量遗物，可复原陶器130余件。 11米以下至井底为使用时期的遗存。限于资料，我们不能知道骨簧具体出土位置或深度，无法判断是属于废弃时还是使用时落井之物。 J401除了出土大量的常见陶器外，有些特殊陶器值得深思。
陶寺出土众多的陶鬲中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类，被称为“无领平唇鬲”[14]（图三）。对于此类“鬲”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是制作鬲的内模，或言鬲模；二是鬲的部件，非完整器。我们对此类鬲进行了模拟实验考古（图四），初步结论是陶寺遗址所出“无领平唇鬲”曾作为鬲模，在陶寺文化中期至晚期偏早阶段使用过，但是由于工序复杂、操作不便，在经历短暂的使用期之后，如昙花一现般被淘汰，湮没在历史洪流中。但是， “无领平唇鬲”也是陶寺人群试图对制陶技术进行创新的反映。同时，我们注意到目前陶寺遗址一共出土5件此类鬲，竟然3件都出土于J401中。如此“密集”出现，这很可能反映J401及其所处区域与手工业作坊密切有关，而另外的2件鬲模恰也是出土于J401所在的Ⅳ区的灰坑H401中和探方T405地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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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J401平剖面以及护壁木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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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陶寺遗址出土“无领平唇鬲”
1.J401:1092. J401:1243. H401:284. T405A：11
图四、无领平唇鬲H401:28 模拟实验
J401出土有两件“匕形器” ，即J401:26与J401：57 。此类陶器器形较小，长仅7厘米，两端均扁薄[15]（图五），似乎不宜作为取食器具，应为制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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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陶“匕形器”（1.J401:262.J401：57）
J401所在的区域为1978-1985年发掘Ⅳ区，从发掘情况看， Ⅳ区具有以下几点特殊之处。第一， Ⅳ区发掘的遗迹包括9座房址、6座陶窑、3眼水井以及数量不少的灰坑，却罕见墓葬，基本未见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竖穴土坑墓（图六）[16] 。这种陶窑、房子、水井以及相关灰坑组合明显属于手工业作坊所常见的内涵，少墓的现象也是侧面反映了这一点。而且， Ⅳ区不像Ⅲ区发掘面积达1570余平方米，仅仅发掘372平方米，在如此不大的发掘面积中却有着比Ⅲ区还多的房址、陶窑和水井，不排除其周边未发掘处还有着不少此类遗迹的可能性。此外，陶窑有早有晚，并不同时，房址与水井也有陶寺文化早、中、晚期不同时期。换言之，从陶寺文化早期到其晚期，此处均作为手工业作坊使用，似乎是一处绝佳的手工业制作点而长期生产。第二，陶垫是一种制陶工具，用于陶器坯胎入窑前抵垫陶器内壁以保形。 1978-1985年陶寺居住址发掘获得的完整器或可复原器共计33件[17] ，而Ⅳ区这一小面积范围内出土的陶垫竟有20件，占有61%之多，包括J401、J402、J403、H421、H401、H425以及探方T403、T404、T406、T421、T423、T431等的地层中均有发现，分布较为普遍。 Ⅳ区较多数量的陶垫出土反映了其为制陶区的性质或功用。第三， 1978-1985年发掘出土1件陶陀螺T401C:3和1件“T”字形器T432D：13也仅出土于Ⅳ区[18]（图七）。这种上下似两个圆锥体对接的陶“陀螺”和柱面方形平整似方墩的“T”字形陶器均应为制陶工具。第四， Ⅳ区出土石器中，少见大型生产工具如石铲、石锄、石斧，却多见石凿等手工业制作工具。此外， J401及其所在Ⅳ区还出土大量骨镞。第五，目前陶寺遗址共发现7件较为完整的陶铃，这种十分重要又罕见的陶器其中3件出土在Ⅳ区，即ⅣC：06、T403C：48、H419:5 。还有目前陶寺遗址虽出土大量石镞，但带孔的石镞仅有3件，其中2件出土在Ⅳ区（图八），即T404:9与J401：93 ，其中1件出土于J401中。而这类罕见的带孔石镞很可能就是缴射或文献中常常提到的“弋射”之箭头[19] 。因此， Ⅳ区还可能兼作某些特种产品，如铃、弋射镞，包括口簧。可见，出土口簧的J401所在的区域是当时的一处手工业作坊点，不仅烧制陶器，还是“鬲模”制陶技术的试验场；同时还很可能制作骨器，甚至生产一些特殊贵重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