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口簧及其相关问题初探 |骨器|陶器|口簧

【|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口簧及其相关问题初探】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在1978至1985年期间的发掘中，位于第Ⅳ发掘区的水井J401出土1件“发卡形”骨器,编号J401：29 。该骨器棕黄色，为极薄的骨片，窄长方形，长8.3厘米，宽1.3厘米，厚0.1厘米（图一）[1] 。骨器两端有外凸端头，一端中部穿一圆孔，器体中部剔出一宽0.2-0.3厘米的舌状长条，较宽部分与带孔一端相连，窄头部分与另一端分离，可以上下拨动。陶寺遗址目前仅发现1件此类骨器，十分罕见。陕西石峁遗址在2017-2018年皇城台发掘中发现了21件同类器物，认识到是文献中提到的重要乐器“簧”[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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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陶寺J401:29 骨簧
《说文解字》言：“簧，笙中簧也。从竹黄声。古者女娲作簧”[3] ，认为簧只是笙中的簧片。《诗经·小雅》曰：“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4]显然，簧与笙并列，并非同一乐器。《礼记·月令》：“是月也，命乐师修鼗、鼙、鼓，均琴、瑟、管、箫， ……调竽、笙、竾、簧，饬钟、磬、柷、敔”[5] ，同样簧与笙不同。簧非笙之簧，古今多有学者辨析，今人多称之为口弦、口弦琴、响篾，或口簧[6] 。古之簧多以骨、竹为材质制成，通过穿绳拉振，横于口中，呼吸成音，其上圆孔穿绳之用，中间舌状长条为簧片或簧舌。
对于出土的骨簧实物，方建军先生较早的就认出辽宁建平水泉遗址出土一件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骨器为骨簧，并认为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簧”[7] ，但未引起大家的关注。石峁骨簧发现以及初步认识促进了相关问题研究，以往其他遗址中的此类器物被不断辨析出来[8] ，如夏家店遗址属于其上层文化的墓葬M14：6原称“骨梭” ，应为骨簧。但值得注意的是，织网的骨梭这类器物中间确实有类似簧片的梭舌，也不能一概认为以前发现的被称为“骨梭”者就是骨簧。骨梭与骨簧最大的差别在于骨梭器体一端为锐利尖状便于穿刺，另一端多无孔。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属于岳石文化的房址F116柱洞中出土的骨梭确为骨梭[9] ，但同属海岱地区的桓台李寨遗址出土有骨簧[10] 。
陶寺骨簧因只有1件，发掘者没有专门论述。然而，随着相关资料的不断增加，我们还是可以在有限的资料下，尝试作进一步探讨的，以抛砖引玉推动进一步研究。考古学研究，尤其出土文物研究，年代是关键。孙周勇先生认为陶寺骨簧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 1900 年，而石峁骨簧年代为公元前2000前后，且陶寺口簧为石峁人群或“石峁文化”南下的孑遗[11] 。最近，田建文先生也专文探讨了石峁骨簧，得出不同看法，恰恰认为石峁口簧的实际年代应为公元前 1900 年以后。此外，田先生虽未明言陶寺口簧绝对年代，却提出了陶寺口簧早于石峁口簧的观点[12] 。
如何认识陶寺出土口簧的年代，笔者觉得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陶寺口簧本身没有测年数据，但出土口簧的遗迹单位J401正好有测年数据。尽管井J401的年代并不能完全等于出土口簧的年代，但这个数据是可以参考的，而孙周勇先生忽略了这一点。陶寺遗址 1978 至 1985 年发掘中居住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有20个，除了6个明显偏离的数据外，另外14个数据可信[13] 。其中J401出土木炭（ZK1087）测年为BC2140 -BC1946 。而石峁遗址与其口簧出土于同一层位的兽骨经牛津大学测年分析，年代为BC2135～BC1941 ，陶寺与石峁测年数据竟如此一致。但这几乎同样的测年数据，取石峁口簧年代为BC2000前后，而取陶寺口簧年代为BC1900年，似有不妥。第二，与J401同期的遗迹单位也有一些测年数据，如T312B层出土木炭测年为BC2199~BC1972；H1101出土木炭测年为BC2183~BC1959；H318出土木炭测年为BC2290~BC1880 。几组数据比较接近，无论如何，其年代BC2000前后合宜，甚至或更早。考虑到依据J401出土器物类型学分析属于晚期二组，而这些器物大多是J401废弃之后的堆积中出土，且J401打破属晚期一组的H443和中期灰坑H441等， J401的开挖与使用时期很有可能是陶寺文化晚期早段，甚至不排除是陶寺文化中期偏晚阶段的可能性。因此，单就绝对年代而言，石峁口簧与陶寺口簧很难断定谁早谁晚，同样不排除陶寺口簧偏早些的可能性，而如田建文先生建立在对整个石峁遗址分期基础之上的所言，石峁口簧为BC1900以后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