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城市史研究与城市灾难危机中的…问题意识( 二 )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城市史

其次是城市史研究内部的问题意识。一是大部分学者虽然认同美索不达米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但是只探讨这个地区作为最早的城市文化发生地，并未对美索不达米亚之后的发展给予应有的关注。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是必要的，而不是从公元前四世纪末的成就跳到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人的情况” 。（引言，第8页）问题很简单，城市起源只是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部分，城市发展应该是更重要的研究重心，但是如果以希腊-罗马城市为典型城市模型的观念来看，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在起源叙事之后就结束了被研究的使命。这实际上是一种修正后的西方城市中心论，非西方城市仍然难以进入典型模式研究之中。二是城市史研究被政治研究所遮蔽，城市本身在历史学研究主流视野中只是一个地点方位与物质背景，主流历史叙事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精神文化生活往往与城市史研究没有什么实质联系。米罗普指出，人类学、考古学对城市的研究在城市起源的议题结束后就中止了， “他们把后面的发展阶段留给了历史学者。然而，历史学者在关注其他问题，尤其是政治史的问题。同研究古代希腊的历史学者中的情况类似，城市经常被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学者定义为城邦，对它们的研究集中在它们的政治事件，而不是它们作为城市中心的功能” 。（12页）“因此，即使在专家的概念中，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最终图像也是非常模糊的。 ”（13页）
实际上，一方面从历史学科的视角来看，城市史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在二战前后就在美国兴起，但是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仍然未能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比如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那部影响挺大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History ， 1978）中，完全没有谈到城市史研究。另一方面，城市史本身的学术定位、研究方法及其相邻领域都存在种种不确定性，究竟是“城市传记”（Urban biography）——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Paris,Capital of Modernity ， 2003）在我看来是这类研究视角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个案——还是宏观文明史中的一个跨学科的知识领域，一直存在困惑与争议。米罗普之所以要强调他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研究属于“纯史学的研究” ，表明了他的城市史研究的学术定位的期望。他说“我希望阐明，城市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是一种核心机构，整个文明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城市至关重要，如果不了解它们的城市背景，就不能正确地理解美索不达米亚人生活的这些方面中的任何一个” 。（引言，第8页）也就是说，要把城市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
第三个问题是在政治史、军事史叙事主导下的历史分期、年代框架基本上把城市史研究视角中的历史连续性割裂了，以朝代更替为区分的历史分期成为历史叙事的主导模式。但是， “现有的分期是有缺陷的，并且容易误导人。它不是认可持续性的模式，而是强调不稳定和变化。当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许多方面并不直接依赖被研究的王朝的气运时，这种割裂就更具有误导性了” 。（17页）米罗普认为“政治和军事活动只是社会的两个方面，并且虽然它们确实展示了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中的变化的最重要的证据，这些变化在现代学术界也是被夸大了的” 。（16页）他以A.利奥·奥本海姆（A.Leo Oppenheim）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说明“我们应该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中看到其根本的统一，而不是传统的历史时期的分隔” 。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研究中，这样的问题是不难理解的：“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应该比统治阶级的民族或者语言背景更重要。美索不达米亚基本的经济结构有史以来一直如此：这是一个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前工业化社会。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从农业出现一直到石油成为有价值的商品，从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城市的管理功能和经济功能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基本没有改变过。我们需要寻找这样的持续性，而不是聚焦政治力量显而易见的变化。 ”（17页）在这样的历史情景中，持续性的确不应被历史叙事中的朝代划分所中断，这种连续性当然是由美索不达米亚特殊的生态环境所决定的。同时要注意的是，承认这种连续性并非要把它视作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