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城市史研究与城市灾难危机中的…问题意识( 三 )


毫无疑问 , 在很多其他城市的发展史上难以看到经济结构比统治阶级的政治结构、政治威权更有力量和更重要的历史情景 。 但是 , 从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来看 , 虽然作者讨论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历史的持续性和变化问题 , 对于近现代史研究也同样有参考价值 , 有值得思考的问题意识:无论是否持有历史连续性的观点 , 城市史研究都是对于绝对化的政治-军事史视角的重要纠正 , 尤其是对那种前后割裂的辉格历史叙事是一种有效的解毒剂 。 在政治-军事叙事中的时代剧变当然会在城市舞台上改换布景 , 甚至会使城市文明脱胎换骨、倒退到被异化的地步 , 但是历史延续性因素仍然会在城市的毛细血管中存在和流淌 。 尤其是在那种农村-城市的对立历史叙事中 , 在各种语言的“包围”“占领”“改造”等词汇中所表达的历史目的论最后都有可能在中、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被城市史研究的成果所扬弃 。
最后一个给我深刻印象的问题意识是关于史料与历史叙事的关系问题 。 首先是史料的问题 , 比如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物质遗存和文献资料往往很有地域集中的局限性 , 无法全面反映曾经存在过的上百座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真实历史:“如果我们把研究只局限在一座城市 , 那么关于我们想要解决的大多数问题就面临缺乏或完全缺乏信息的状况 。 ” (15页)而且在其他地区的城市史研究中经常被研究者广泛印证的那些史料种类在美索不达米亚这里是缺失的 , 例如人口统计表和税收记录 。 又比如在试图详细研究城市政府的事务的时候 , 也会遇到严重缺乏史料的困难 。 “比如 , 我们经常看到法庭解决土地所有权的争端 , 这表示市民接受了一个政府机构的决定 。 但是我们能由此推断市民就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也向更高一级的机构申诉吗?这样一个结论不能根据现有证据得出 , 于是变成了学者的直觉 。 ”(123-124页)
因此 , 米罗普提出的问题意识和解决办法是:“如果我们摒弃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研究领域 , 尤其是语文学家中间的严格的实证主义方法 , 资料的局限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不那么严重了 。 文献的有或无通常是复原的前提 , 人们过于重视已有的材料 , 并且认为只有文献中提到的才是发生过的 。 ”(18页)但是他认为“缺少资料可能有很多原因 , 而不是说明一种活动的缺乏 。 多数学者承认复原的偶然性 , 但还是从根本上认为一切都以某种方式被记录下来了 。 相反 , 我们应该质疑为什么我们知道的被记录了下来 , 为什么其他可能的活动没有被记录下来 。 比如 , 我们没有食品或手工产品零售的记录 , 是因为这种销售没有发生 , 还是我们能换一种方式解释它们没有出现在记录中?我们必须承认 , 许多活动能够存在于文字记录之外 , 甚至只是接受它们可以发生这个事实就能让我们根据所知描绘出更丰富的图景” 。 (19页)米罗普的质疑既是合理的 , 也是很有想象力的 。 这就不仅是大胆假设了 , 同时也是如何大胆求证的问题 。
在这部全面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专著中 , 具体的问题意识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 上述只是几个主要方面 。 其实更应该说 , 这种关于问题意识的感受既是从阅读中得来的 , 同时也是从书本之外获得的 。 由于城市史的研究对象与现实生活有紧密联系 , 其问题意识除了来自学术语境之外 , 还会来自现实中的城市危机 。 在生活中人们总是容易被中心城市的外表所迷惑 , 只有在严重灾难过后 , 在它崩塌的废墟中才发现它的根基原来是那样的不可靠、那样的脆弱 。 尤其是在人为造成的巨大灾难中 , 作为城市根基的基本人性就彻底暴露出它的扭曲与缺失 。 当人们经历着或耳闻目睹着一座城市的灾难性剧变 , 过去那种关于某城市的固化假象在顷刻间轰然倒塌 , 这对于城市史研究反而是一种机遇 , 在危机意识中催生城市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例如城市的权力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真实关系是什么、城市在区域中的支配性力量与受制约因素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经济模式的竞争应该如何解决、在自然灾难与人为灾难并存的严重时刻城市的承受底线在哪里等等问题 , 在城市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应该使城市史研究者认识到在过去研究中被忽视、被遮蔽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