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城市史研究与城市灾难危机中的…问题意识( 四 )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城市史

为了突破文献史料的局限，米罗普把目光投向图像资料，在书中有好几个“图像证史”的研究案例。为了说明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政治权力的第二种资源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他以发现于乌鲁克的一个石花瓶上的一幅公元前四世纪晚期的浮雕（图2.1是其线描图）为例，画面“展示了一排裸体男子捧着装有农产品的器皿走向一位女神，通过她身后的符号确定其为生育女神伊南娜。在她面前站着城市统治者，描绘的形象比他的仆从更高大，身穿仪式长袍，显然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包括统治者和这位女神的丰产仪式一直到公元前18世纪都很盛行。有理由假设，宗教上的意识形态被祭司用于从乡村人口中抽取农产品，但是具体方法还不为我们所知” 。（38-39页）与此相类似的是， “图像学资料也表明了城市作为一个政治中心的重要性” 。（60页）他以从公元前九世纪开始在亚述出现一种可能只被王后佩戴的王冠为例，那是一种具有城墙形状的王冠；图3.1是一幅根据文物复制的线描图，描绘的是头戴这种王冠的王后侧面像。他的阐释是：“这种王冠后来变得非常流行。它是波斯人标准的王冠，而在西方，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人认为它是女神比如库柏勒（Kybele）的标志，显然受到近东的启发。并且它仍然影响着当今王冠的流行形象，正如任何孩子画的国王图像表明的那样。 ”紧接着是一幅浮雕的照片图像， “献给亚述国王的城市模型” （图3.2），他指出“也许人们把他们城市的模型献给获胜的亚述征服者的图像最能表达交出一个城市是放弃政治力量的象征的思想。还有，这种图像在欧洲源远流长：在拜占庭和文艺复兴艺术中，统治者们献给神一座他们的城市的模型，它成为顺从神的象征” 。（同上）这种阐释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在第四章“城市景观”中，为了说明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眼里城墙对于一座城市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在相对少的有关美索不达米亚人对城市的描述中，亚述王宫浮雕提供了最好的记录。城市的典型形象包括一圈或多圈防御墙，墙上设有无数有规律间隔的塔，似乎表明一座设防的要塞和一堵或多堵城墙（图4.4）。同样的观念表现在作为归顺之意献给亚述王的城市模型里——只有一堵墙，有趣的是，也表现在对亚述人的军营描述里（图4.5）。图像学材料中对墙的普遍强调揭示出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观念，即它们是一座城市的关键特征” 。（80页）这些都是以图像学的研究方法阐释城市史中的意识形态、政治观念等问题，虽然从图像阐释与文献资料对照的角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但是图像史料已经能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今天的城市危机事件中，市民手中的手机拍摄图像、视频已经成为为了历史学家的巨量图史资料的重要来源，城市史研究中的历史图像学方法必然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有所谓的“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议，前者认为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西方经济迥然不同，现代经济学中的观念或模型并不适用于研究它们；“现代主义”流派则认为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经济展现了如此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它们与现代经济之间只有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区别。米罗普认为“一套完整的‘现代’经济学价值观与动机可被证明存在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对利润的渴求、经济资源的最大程度的利用，以及包括一个劳动力市场的设定价格的市场经济。有许多经验数据证明存在这些经济要素：借贷文件、销售账单、雇佣合同，等等。关键问题在于评估它们在经济中的作用” 。（23页）他一方面承认现有的史料无法完全证实这种观点，另一方面强调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的市场经济对于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虽然“大型的经济实体需要一个官僚体制” ，但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市场经济。他提醒我们注意由于考古探查都集中在神庙和王宫遗址，因此以神庙和王宫为中心的公共机构的记录远比私人经济的记录要丰富得多，因此不能以此证明国有经济和公权力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27-28页）同时他提醒我们要关注城市中的食物供应问题， “土地所有权、政治和官僚组织、市场和再分配中心、土地使用和农业技术问题，全部都对我们理解人们获得食物的方式有影响” 。（172页）在城市灾难危机中，这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人们如何获得食物？获得什么和获得多少？在米罗普的研究中仿佛是很遥远或者是很学术的问题一下子就变得很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