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主张与行动：胡适董事任上记( 三 ) |陈独秀|绩溪

有人说，胡适是自中国有图书馆称谓以来，对图书馆最为醉心的图书馆专业以外的学者。一般人对图书馆感兴趣多是因为图书馆能“为己所用” ，这当中的“自私”成分，十分明显。胡适同样有“私心” ，但他比一般人的可贵在于，他对于图书馆还有近乎专业的关注。如， 1928年7月31日，在上海东方图书馆举办的图书馆暑期见习班上，胡适作了题为《中国书的收集法》的演讲，指出“古董家的收集法”有太奢、范围太窄等毛病；“理学家的收集法”则有门类太窄、因人废言、言因辞废等弊端。他倡导的是“杂货店的收集法” ，好处是“把收书的范围扩大”“免得自己去取”“保存无数的史料”“所费少而所得多”等。又如，在胡适的引荐下，图书馆学名家王重民到北大任职。两人多次商讨后，在北大中国文学系创办图书馆学专科。这为以后图书馆学系的孕育奠定了基础。此外，胡适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职期间，大力支持中基会资助和推动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等众多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
胡适的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身份，只是我们探讨胡适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胡适对中国图书馆转型与发展的历史贡献等话题的一个切入点，综合季维龙、韦庆媛等学者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认定：胡适是图书馆事业的热情关注者，是藏书建设理论的大胆提出者，是图书馆工作的具体实践者。在中国图书馆事业进程中，胡适尽量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图书馆的理论和实践建设，民族危难之际注重对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教育机构的保护，强调图书馆的开放性，努力实现图书馆社会功能的最大化等，为中国图书馆实现从封建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平辅仁大学董事
胡适晚年与秘书胡颂平曾经谈起北平辅仁大学。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记载：“北平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办的大学，但我也是辅仁大学的校董，不是奇怪吗？远在三十年前，陈垣（援庵）和一位美国传教士来看我。他们说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大学组织法》必须设有一个校董会，请我担任他们的校董。 ”作为一所教会学校，辅仁大学起先按照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制定了《董事会章程》，明确董事会担负学校全责。后来，辅仁大学又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有关规定，重组董事会。但前后两届董事会，胡适都不在其中。那么，胡适是何时出任辅仁大学董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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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陈垣
1933年12月30日，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到访胡家。胡适日记记载：“陈援庵先生来谈，谈了两个多钟头。他是辅仁大学的校长。辅仁现改组校董会，他来请我做一个董事。 ”这次见面，胡适与陈垣还谈了清代朴学方法的来历。胡适称，陈垣“似乎不很相信西洋耶稣会士与清代治学方法无关” 。胡陈二人的这次见面，应该就是胡适晚年回忆的“远在三十年前”的“陈垣和一位美国传教士来看我” 。
后面证明，胡适接受了陈垣的邀请，做了辅仁大学的董事。 1934年3月22日，因辅仁大学校务已由本笃会改为圣言会接办，又正值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乃再次重组董事会。这次重组，胡适正式成为辅仁大学董事。据胡适回忆， “到了校董开会的一天，我看见一位穿红衣的主教坐在上头。主席是张继（溥泉）。我知道张溥泉也不是天主教徒，我放心了。 ”这一届辅仁大学董事会，有张继、陈垣等15人。合影时，胡适坐于前排，左边为傅增湘，右边为刘半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