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主张与行动：胡适董事任上记( 五 ) |陈独秀|绩溪

徐志摩与胡适私谊甚厚，接到胡适意欲退股的消息，想必十分意外。这个时候，距新月书店成立才半年多。换句话说，如果这时胡适退股，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徐志摩智商不低、情商也高。他向胡适做了一番粘合工作，退股风波很快平息。而且，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28年3月，他们在新月书店成立的基础上创办了《新月》月刊。

本文图片

《新月》月刊
新月里的成员，除了胡适、徐志摩，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储安平、闻一多等人。他们大多属于“强烈的个人自由主义者” ，基本上谁也不愿追随谁，谁也不能领导谁。梁实秋日后坦白：“有人说我们是‘新月派’ ，其实我们并无组织规程，亦无活动计划，更无所谓会员会籍，只是一小群穷‘教书匠’业务之暇编印一个刊物而已。 ”编印刊物如此，经营书店亦然。所以，新月这个团体，说是“一盘散沙”也不为过。至于新月书店董事会，就算存在，也是有名无实。当然，他们在形式上也有过“会” ，有过“议” 。如， 1930年7月25日，胡适日记记载：“新月书店开董事会。店事现托给萧克木与谢汝明两人。 ”1930年7月27日，胡适日记提到：“新月书店股东会，到者五十四权。我主席。 ”1930年8月21日，胡适日记又载：“新月董事会在我家集会，举潘光旦为主席。 ”
而从新月书店的经营和《新月》月刊的编印过程可知，新月中最关键的人物是胡适与徐志摩。两人当中，胡适又在徐志摩之上。也就是说，新月同人，论时事、写文章、编杂志、出著作，固然各有各的灵活性、自由度，但很多时候，掌握大局、手握大权的，还是胡适。举个例子：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京病逝。一部分新月社的成员准备把即将出版的《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作为纪念专号出版。其中，徐志摩尤为卖力，做了相当周到的考虑和安排， “按照徐志摩的部署，《新月》二卷一期梁启超专号已几近完美，梁启超的墨迹、肖像、论文、遗稿、传记和怀念文章都在徐的计划之中，甚至连出版日期都已定好，但纪念专号最终却因遭到部分成员的反对没有出成，并把已付排的稿件从印刷厂抽了回来。 ”而反对者当中，胡适就是一个。甚至可以说，是胡适的不支持直接导致了梁启超纪念专号的“流产” 。可见，胡适的分量虽然谈不上是“一票否决” ，但也是“片言九鼎” 。
在新月，徐志摩算是有头有脸的主事者了，他的“面子”尚且可以“驳回” ，一般的人、一般的稿，就更不容易入胡适的“法眼”了。如， 1930年8月29日，徐志摩致信胡适：“张寿林屡函催问诗选，新月正苦无书，如可将就，先以《欠愁集》付印如何？又《断肠集》一文，可交本月月刊先印，要亦无甚大疵也。如兄同意，乞即寄秋郎送排。 ”徐志摩对这个张寿林很“推崇” ，而胡适对这个张寿林颇“怀疑” ，最后结果可想而知。

本文图片

胡适致徐志摩信
当然，胡适在新月的“自以为是”“独断专行” ，毕竟只是少数。这少数案例，也不能说他就是“一言堂” 。相反，说明他不是一个“和事佬” ，他有他的考虑或顾忌，有的原则和立场，他是坚持、坚守的。我们讨论胡适与新月，重点是放在新月书店经营中（含《新月》杂志编印），胡适的作为。新月书店从1927年成立到1932年结束，前后六年时间。新月书店的最大贡献是，为同人著作的及时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和保障，为宣传新月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主张提供了一处公开的阵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群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建立自己发言位置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