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算上一卦”真能解决问题？理性看待占卜文化！( 二 ) |易经|商王|卜筮|孔子|穆姜

《周易》正是形成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分“经”和“传”两部分， “经”主要用作卜筮，大致成书于殷周之际，其内容为六十四卦及卦爻辞， “传”是解释经文的文字，大致成书于战国中晚期。与殷商时期以占卜窥测神意的思路不同，《周易》卦爻辞所体现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天命对于人事的单项操控，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即人作为道德主体对天命走向也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如《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表明危险（“厉”）可能会降临，但如果有德君子能每日振作不懈怠，即使在夜晚依然保持警惕、行事谨慎，那么即将到来的灾祸也可以被化解。可见，《周易》认为天意并非玄远不可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自身的德性，强调人虽然受天命影响，但还是有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天命在此时已经有了人意的影子。
这影响到了此后春秋战国时人对于占卜的态度，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鲁宣公去世后其子鲁成公继位，宣公之妻即成公之母穆姜却与大夫宣伯私通，二人密谋干政被鲁成公发现后，成公将穆姜幽禁。在前往幽禁之所前，穆姜占了一卦，主管占筮的史官根据结果告诉她说：“这在《周易》里是随卦，意思是出走，指示您赶快出逃离开这里。 ”穆姜说：“不对，随卦卦辞是‘随，元亨利贞，无咎。 ’元亨利贞代表四种最美好的德行，我犯上作乱已经失德，所以不可能像卦辞‘无咎’所说的这样做到没有危险，反之我一定会死在这里，再也出不去了。 ”鲁襄公九年，穆姜果然死于幽禁之地，正应验了她自己的推测。商周时期有“巫史不分”的倾向，史官在当时作为与天沟通的职业占卜人员，自然倾向于注重《周易》预测天意的一面，而穆姜的思考显然更加深刻，她认为占卜结果虽关天意，但天意本身就是为有德者准备的，故而自己虽占得出路，却因无德而不得善终。
由此可见，《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辞虽是卜筮之书，但其诞生于商周鼎革之际，受到“敬天保民”思想的强烈影响，成书之时即具备了天命与人事两个要素：在占筮吉凶、预测未来的基本功能之外，其对道德的推崇则显示出注重人事的一面，并强调人事也可对天命产生影响，这为此后《周易》从卜筮之书向着人文化、哲理化方向转化做好了思想准备，也为我国古代占卜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主要基调。
如何理性看待《周易》的卜筮功能？
《周易》是上古时期主流的占筮之书，但根据《周礼·春官·太卜》所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可知当时流行的卜筮之书有三，《周易》仅居其一。其之所以能够在后世脱颖而出，受到先秦诸子的广泛关注，甚至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位列官学而成为“群经之首” ，与其崇尚德行、说理性强的特点密切相关。然而，占卜作为一种诉诸神秘力量的非理性活动，毕竟与道德教化这一理性目标存在矛盾，这两种倾向却熔冶于《周易》一书之中，如何理解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进而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此后历代思想家在读《易》、研《易》过程当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周易》卦爻辞中蕴含着对德性的倡导，但这些道理都隐藏在卜筮之书的形式之下，往往难以被普通人察觉，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 ，反映的正是当时的普遍情况。孔子及其后学注意到这个现象，开始对《周易》说理的内涵进行系统性挖掘和论述。在孔子看来，祭祀、卜筮等活动其目的在于从超自然的力量那里获得庇佑，但如果人能做到有德与仁义，亦能获得相同的结果。相较于卜筮这种将自己命运交给神明决定的行为，修养道德更能够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论语·子路》中孔子说“不占而已矣”的原因。可见在孔子看来，卜筮与重德是《易》的两大思想特征，二者不可分割，但德行和仁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起到与占卜相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