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算上一卦”真能解决问题？理性看待占卜文化！( 三 ) |易经|商王|卜筮|孔子|穆姜

至战国中晚期形成了十篇解释六十四卦卦爻辞和筮法的文字《易传》，亦即“十翼” ，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思想。首先，《易传》为人伦道德找到了天道层面的理论依据。《说卦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天、地、人三才被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这个世界归根结底由阴阳构成，而这一规律投射到人道层面就是以仁义为代表的道德准则，因此人们修养道德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其次，《易传》重申占卜与修德之间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系辞上传》言六十四卦本身只涉及六十四类事，并不能尽包天下之事，所以人们应当“触类而长之” ，要引申具体卦象背后的道理，才能将其推广到其他类似的境遇当中。由于人伦道德与天道秩序相一致，个人命运的吉凶与否并非神秘而不可捉摸的神意，而是由自己的道德水准决定，修德则吉、违德则凶。
这种思想影响深远，直至西汉前期，不少大儒学者依然秉承此说。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曾直言“《易》无达占” ，司马迁亦有言：“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 ”这些都是将卜筮功用与义理内涵合而观之，认为二者不应偏废，而是应该熔于一炉。西汉中期以后，偏重卜筮的象数易学立于学官，影响日渐扩大，朝廷上下说灾异和说谶纬风气炽烈，《易》的卜筮、预测功能大为彰显，道德教化的功能反而被忽视。这种风气直到汉末三国方为之一变，先是郑玄兼重今古文经，变一时风气，王弼继踵其后，扫落象数，重新拾起《周易》义理的路数，以哲学化的视角解经。此后，经过唐代孔颖达和北宋胡瑗、程颐、张载、王安石等人的努力，《周易》经传中与儒家道德伦理相通的部分重新得到阐扬，致使人们讳于言及《周易》作为卜筮之书的本来面目。
针对这种情况，南宋朱熹提出正确对待《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和说理之书的“双重身份” 。据《朱子语类》卷六十六“卜筮”条，一方面，朱熹明确提出“《易》本卜筮之书” ， “本”字说明要历史地看待《周易》经传，打破了“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的局面。另一方面，他重新拈出孔子、《易传》以来的思想，指出卜筮之书并不会因其外在形式而失去价值，因为“许多道理，依旧在其间” 。朱熹沿袭张载《正蒙·大易》之“《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的观点，提出人们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占卜之用的卦爻辞看其对人伦社会道德的推崇，所以他在《周易本义》中屡次强调“占者有其德” 。随着程朱理学成为官学，朱熹此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千百年来，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周易》的性质及其学术面貌基本得以澄清，在这一曲折过程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占卜与德行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刻变化。朱熹在承认“《易》本卜筮之书”的同时，也强调“许多道理，依旧在其间” ，并非单纯的调和论，而是回归孔子、《易传》的思路，对于《周易》具有卜筮、重德两种价值观的确认。但归根结底，无论是孔子还是朱熹，最终还是强调卜筮是君子之用，而重德才是君子之本，这正与儒家倡导的基本精神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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