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读西班牙语不准、也不会说 ,
“我能翻译西班牙文吗?”
钱锺书告诉她 ,
“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 , 能说中国话吗?”
至此 , 杨绛安心钻研西班牙语笔译 。
面对这样一部重量级作品 ,
翻译工作是艰辛的 。
要做到“信、达、雅” ,
必须一字一句 , 细细斟酌 。
百岁之时 , 当杨绛再谈起这本译作 ,
她只说 , “翻译是一项苦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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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的杨绛 。
为翻译好《堂吉诃德》 ,
她不仅要读西班牙语原文 ,
还读遍了一切关于塞万提斯的著作 ,
一切都是为了彻底了解原著的字句和内涵 。
除此以外 , 多年来
她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 ,
钻研如何用读者的语言 ,
让读者从译文中领略原文 。
譬如 , 原文的“理直义正” ,
与中国的常用语“理直气壮” ,
有所同却又不完全相同 ,
为不生硬 , 也不过分发挥 ,
最终杨绛改为了“合乎正义公道” 。
除开学问上的考验 ,
一些无妄之灾的降临 ,
更是对学者极大的烤炼 。
1966年 , 杨绛和钱锺书先后被“揪出” ,
成为“牛鬼蛇神” ,
被安排在学校里劳动 。
一个学者 , 不能做学问了 ,
只能扫院子、扫厕所 。
随后 , 杨绛被要求交出《堂吉诃德》的译稿 。
那时 , 她已将第一部译完 ,
第二部也已完成四分之三 。
交出当晚 , 她还被剃了“阴阳头” 。
《堂吉诃德》的翻译工作 ,
就此中断 ,
而那些被收缴的译稿 ,
从此下落不明 。
后来 , 杨绛偶然在打扫一个脏屋子的时候 ,
看到了一些 。
那一刻 , 杨绛形容为:
“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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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版《堂吉诃德》中译本 。
一晃四年过去 。
1970年 , 被下放干校前 ,
译稿才发还到杨绛手上 。
几年间 , 尽管没有译稿 ,
但搞劳动的杨绛并没有荒疏西班牙语 ,
仍找机会保持学习 。
再到1972年 ,
当杨绛和钱锺书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
从干校被送回北京后 ,
杨绛才终于有时间重新翻译这部著作 。
然而 , 一切是熟悉的 , 却更是陌生的:
因翻译工作中断多年 ,
思维难以续上 。
于是 , 她一股气决定从头再译 。
终于 , 六年后 ,
《堂吉诃德》中译本顺利出版 ,
从此成为了名著名译的经典之作 。
当年 , 西班牙访华先遣队到北京时 ,
正巧路过书店 ,
看到书店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 。
拥挤的人群 ,
就是为购买《堂吉诃德》中译本而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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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 , 杨绛在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接受“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
杨绛长达二十年的坚持 ,
源于她对这部小说的“特别喜爱”:
“堂吉诃德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 ”
她十分敬佩这位瘦弱老头与巨人较量的胆量 。
这种胆量 ,
在她的身上 , 异曲同工 。
而对于那些曾经十分折磨的回忆 ,
她后来只说:
“人性并未泯灭 , 乌云镶着金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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