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翔|高翔：在《清史论丛》创刊四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 |高翔|研究所

作者：高翔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四十年论文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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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今天能参加《清史论丛》创刊四十周年学术座谈会。我对古代史研究所、对古代史研究所清史学科的感情特别深。在我的学术道路上，有两个“娘家” ，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这两个“娘家”在我心中都很重要，我是从这两个地方成长起来的。
【高翔|高翔：在《清史论丛》创刊四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清史论丛》“出身不凡” ，从创刊起就可以说独具风格。我记得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就经常到期刊室里阅览，《清史论丛》是我每次必看的学术刊物。当时《清史论丛》刊发的文章质量很高，让我受益匪浅。后来，我来到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工作，每周二的时候，王戎笙、何龄修、赫治清、张捷夫诸先生就和我讲学术界的故事，讲清史研究室的故事，讲“马列五老”的故事。这些先生们深怀厚厚的学术期望，寄托着对年青一代的殷殷关怀。我做学问、做人，实际上是从他们的讲话当中得到了许多宝贵教益的。古代史研究所的清史学科是特别有传承，特别有讲究，特别有规范的，它有自己的学术灵魂，有自己的学术追求，有自己的独特气质与风范，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与风格。这样的一个学科弥足珍贵。作为清史学科的一位成员，我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团队，我希望把我们清史学科的传统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这是我真切的期望。
我们古代史研究所的清史学科走到今天，我们的《清史论丛》走到今天，依靠的是一批有坚定理想、有真挚情怀、有勇于献身精神的师友同人。起初，《清史论丛》由杨向奎先生、王戎笙先生主编，两位先生站位都很高，使我们的刊物不仅紧跟清史学界的前沿问题，而且更具重科学性，更具宽广的胸怀。后来《清史论丛》因为各种原因停刊了，当时我们还缺乏必要的学术资金资助。有幸得到了朱诚如先生的帮助，他支持我们的清史学科，资助了10万元钱开会。此外，李世愉先生为了重启《清史论丛》的出版，联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费尽周折。记得有一次给大家发稿费（还是赫治清先生告诉我的），世愉骑自行车，把稿费挂在车前把上，结果被抢走了。世愉没说话，继续从家里拿钱资助，当时我以为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发的稿费，结果是他自己掏钱发的，他都没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一批有情怀有抱负的人，把《清史论丛》恢复出版了。此后，《清史论丛》未再间断，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说，要干一番事业，没有牺牲者、奉献者、矢志追求者，是不可能的。
《清史论丛》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为什么愿意参加今天这个纪念会？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这份独特的情感，让我对《清史论丛》寄予了厚重的希望。这里，我简要地提出三点希望。
第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唯物史观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自己的选择。我们的学术特色很大程度上就是坚持了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形态理论。离开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当代中国史学就没资格、没能力和西方学术展开平等的对话。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社会史大论战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登上历史舞台，取得了一大批卓越成果，我们今天没有理由不坚持走下去。我们建设新时代中国史学，唯物史观是我们新时代的旗帜和灵魂，这是我们要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没有质疑的空间。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传统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立足中国国情，走中国史学自己的路。这一点，老同志要坚持，年轻同志也要坚持。我们的清史学科，从杨向老到王戎笙先生，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学者，都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指导的名家。在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人才辈出，如侯外庐先生、林甘泉先生、卢钟锋先生，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清史学科一定要坚持这一点，《清史论丛》也要坚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