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京华物语丨旗人作家笔下的市井侠义传统作家|雍正|满洲|八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乃至更早，被认为是武侠小说的黄金年代，无论是金庸、古龙、梁羽生，还是活跃于清末民初，乃至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诸位作家，都创作有许多至今仍令人向往不已的武侠作品。
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独特类型，武侠小说到清代开始定型，并在民国时期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1949年以后，这一创作类型在中国内地（大陆）出现了消歇，而在港台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极富中国文化和文学意味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而与武侠小说的发生发展同一时期，因八旗制度而出现的多民族成分融合，也催生了独特而丰富的旗人文化和旗人文学。旗籍作家的出现是从清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旗人的族群文化即便在清朝统治结束以后，仍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继而影响旗籍作家的文学创作。比如石玉昆、文康、赵焕亭、王度庐、老舍等，都属于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别样英风：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一书中，该书的作者，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张书杰将晚清文学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联系在一起，在中华文化承传的广阔文化视野中将清代到民国时期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钩稽出来，并将旗籍作家作为一个独特群体进行整体研究，通过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这一视角，深化了对武侠小说这一创作类型价值内涵丰富性的认识。
以下内容选自《别样英风：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中《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一章节，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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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英风：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张书杰著，北京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作品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赵园在谈及北京这座城市与人的关系时曾说到，“乡土感即源于熟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北京是熟悉的世界，属于共同文化经验、共同文化感情的世界。北京甚至可能比之乡土更像乡土，在‘精神故乡’的意义上。它对于标志‘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形态的完备性，和作为文化概念无可比拟的语义丰富性” 。“北京把‘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充分地感性化、肉身化了。它在自己身上集中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处于不同文化境遇、怀有不同文化理想的人们，由它而得到性质不同的满足。”
对于这里所论述的创作了武侠小说的旗籍作家来说，虽然他们主要不是从知识精英的角度来理解这座城市的，没有一些知识者乡土情感的抽象和高蹈，但也确实同样在这座城市中寄寓了自己的“乡土”情感，而这种乡土情感对于这些旗籍作家来说还显得颇为复杂。对于这些首先是作为旗人，然后才是北京人的作家而言，其对北京所具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乡土情结”，那是将东北精神故乡与现实生活地域——北京这个第二故乡叠印在一起的乡土情结。也正因为有这样的乡土情结，旗籍作家在进行自己的武侠小说写作时，自然地会将京师旗人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性的市井侠义传统摄入自己的笔端。
旗籍作家的乡土情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可以这样来理解。第一，就入关后旗人整体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意识层面而言，中国的东北地区无疑是其“乡土”，而即便是早已在时间上远离这个乡土的旗人的后代，那里也始终是其永远的“乡土”，而这个“乡土”自然已经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乡本土”，而更多的是在“精神故乡”的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