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京华物语丨旗人作家笔下的市井侠义传统( 三 ) 作家|雍正|满洲|八旗

承平时代的北京日常生活相对于关外的征战、劳作，帝都的气候、环境和文化生活相对于塞外的荒寒和匮乏，无疑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入关后这里很快就成为旗人的“乡土”了，那是可以给人以享受、安逸和祥和的乡土，甚至是殁后旗人的归宿之地。雍正就曾有这样的谕旨：“弁兵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也。本身既故之后，家口不归本乡，其事可行乎？”满洲诗词大家纳兰性德则用词作表达其对于北京这个故园和家乡的温馨和宁静的依恋。作为宫廷侍卫曾经随康熙皇帝出山海关到东北告祭祖陵的词人写道：“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即便是后来清朝的统治已经江河日下，旗人的生活已经困敝不堪，京师旗人对于这座城的爱恋依然是衷心不改。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作家比旗籍作家老舍表达得更为深切：“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因为我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作为旗人，其他旗籍作家也同样具有这种特殊眷念的情感。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进入民国时期以后，旗人社会开始逐渐解体，漂泊或寄寓在外地的曾经的旗人们这种眷念的情感无疑会愈发强烈。
第三，对于创作武侠小说的旗籍作家来说，其特殊的乡土情结还表现在与旗人社会特殊的故园情感相伴生的市井风俗文化和市井侠义传统上。或者说，由于武侠小说是一种通俗文类，加之作家对于这一文类的体认，乡土情结中与故园情感相伴生的市井风俗文化和侠义传统会得到突出的强调，而这一点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作家对于北京旗人社会的乡土情感，从而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引发人怀想的形象魅力。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旗籍作家明显将旗人东北的那个精神故乡与北京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乡土叠印在一起了。精神故乡是背景，而北京及周边地区则是前台，并且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自己乡土中的地物地貌、风俗文化、族群人众的文化性格来设置场景、构拟情节、塑造人物，从而显现出其对家乡的眷恋之情。而这种乡土情结作用于作品的另一个结果则是，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作品具有了明显的地域特征，即便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场景不是北京或东北地区，也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旗籍作家才会有的“乡土”气息。
《儿女英雄传》《宝剑金钗》等大量描写北京及京畿地区的地理风物
【旗人|京华物语丨旗人作家笔下的市井侠义传统】“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过与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而作用于文学生产，自然透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的塑造作用影响了文学。也可以说，包括风土、人情、文物和传说等人文因素在内的地缘文化才是塑造文学地域风格的真正力量” 。因此，旗籍作家这种特殊的乡土情结，就使得其作品在一个新的维度与其他武侠小说作家的创作区别开来。在平江不肖生的作品中，人们能感受到湖湘文化的气质。而同样作为北派小说名家的还珠楼主，在其作品中，人们所能够感受到的则更多的是巴蜀文化的神奇、瑰丽，如此等等。不仅如此，旗籍作家作品中的地域特征也同样是其文学想象力的重要来源，更是其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
具体说来，首先，旗籍作家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作品中大量地描写了北京及京畿地区的地理风物，而且还基本上都具有地理方位的准确性，那既是基于熟悉，更是源于恋乡情感的蛊惑的。《儿女英雄传》中，对于人物从陆路出京的路线和从水路回京的路线都有准确的描写。在这一点上，赵焕亭的作品也毫不逊色。《奇侠精忠传》中杨遇春进京经过的卢沟桥、观看市井人物争斗的玉河沿，大侠茹南池所去的京城人物的游览之地二闸、陶然亭等等，作家也都有介绍和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