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的诅咒|唐日安读《传教士的诅咒》 |适应本土化与追求本真性的张力( 四 )


传教士的诅咒|唐日安读《传教士的诅咒》 |适应本土化与追求本真性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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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940年山西省成人受洗人数统计图
对中国基督教的寻找 , 产出了出色的成果 , 但和任何主流范式一样 , 它也有自己的缺陷 。 就像沈爱娣指出(第4-6页)的那样 , 它与像文化适应或地方化(她还列出了本土化和语境化)那样的概念密切相关 , 而这些概念 , 往往又是从目的论的 , 朝单一目标的进步的角度来理解的:基督教从一开始的外来宗教 , 最终变成一个“真正的地方(属于当地的)宗教”(第5页) 。 这可能使人们过度关注基督教是什么时候真正变成中国的 , 使人们纠结于按什么标准来确定它有没有中国化 , 或使人们争相提出关于哪个版本的中国基督教最中国的主张 。 5在实践上 , 这些评价性的问题 , 又和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 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在那里 , 维持中国教会组织与国际组织的制度之分 , 是政府宗教政策的基石 , 在许多地方 , “地下”教会和公开教会之间都有着深刻的张力 , 而政府领导人也经常做关于哪些版本的基督教“符合”或“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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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本土化特征的天主教建筑
与此相反 , 沈爱娣指出 , 我们应该放弃文化适应隐含的线性思维框架 , 转而承认“对中国基督教徒来说 , 在适应中国文化 , 和追求作为跨国制度成员的本真性之间一直存在张力” , 而这些“相互对立的 , 适应和全球本真性的压力 , 持续重塑着地方实践”(第207,208页) 。 这一看似简单的洞见 , 有着值得广泛思考的深刻含义 。 就像她概述的那样 , 这一洞见有助于我们摆脱那种成问题的倾向 , 即 , 要么把中国 , 要么把基督教当作有纯粹和不纯粹形式的固定实体 。 它还使我们能够把变化看作多方向的、波动的 , 使我们不再执着于寻找以某种预先确定的真正中国的基督教为目标的单方向的进步 。 在二十一世纪迅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 , 这是一个有用的想法 , 它也适用于中国过去和未来与国际的观念和制度的互动的其他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