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温吞的许鞍华拍不好张爱玲，却拍出香港电影的另一种美( 三 ) 电影|人性|天水围|观众|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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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是温柔的，那关锦鹏则是尖刻的。
在当代电影人中，能够拿捏住这种劲道的，可能还可以算上编剧李樯，他的《立春》《孔雀》都有着与张爱玲精神同源的目光如炬与冰冷。
而许鞍华太不狠了。
在《倾城之恋》《半生缘》中，张爱玲原著里的那种分不清是算计还是爱情的混杂情感，被更多地替换成了温情，原著里那种如刀锋般的尖利，被替换成了一种温婉的悲悯。在张爱玲的原著里，对人性的剥析是显微镜和手术刀式的，而在许鞍华的电影里，她客气地避免揭开它们，以免显出那令人不适的血肉模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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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极世俗与极高洁，极热闹与极冰冷，成了她作品的两个侧面。这两者相互映照，构成了她作品的主要张力。也正因为此，才会有《倾城之恋》中“死生契阔，与子相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苍凉。
而许鞍华的温吞，让那种世俗与纯洁之间那道触目惊心的天堑变得模糊了，于是那种市井与理想世界之间荡气回肠的波澜也就散佚了，那种繁华深处一瞬间的悲从中来也就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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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许鞍华是个太容易原谅的人。
她之所以那么容易原谅，在于她知道万物都有其源头，也正因为如此，她才如此愿意表现历史。
我们能看到《书剑恩仇录》中，当陈家洛纠结于到底要不要反清时，会突然插入小时候前总舵主对他说的话：不管这个朝廷怎样英明都要反清，反清是不可置疑的绝对任务。这时，也就会生出一种宿命感，一种被命运规定的宿命感。
在《天水围的日与夜》中，会突然插入 70 年香港女工在劳作的纪实画面，这些画面将观众从天水围日常的当下拉入历史的长河，正因为那些含辛茹苦却默默无闻的付出，才有了当下香港的繁荣。也因为此，你也就能理解鲍起静所饰演的母亲那种倔强却又自尊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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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历史的尊重，让许鞍华有着一种不同于别的华语导演的宽容。她对历史的尊重，也让她在面对真正的历史题材时有着一种谦逊。如果说别的导演会努力地让观众相信他所讲的故事，那她似乎有一种要推开观众的冲动，这时她喜欢用间离的手法去阻止观众完全陷入这个故事。
比如在《千言万语》中，贯穿始终的是一个人在戏台上夸张的讲述，这种讲述严重地削弱了故事的可信度。而在《黄金时代》中，这一倾向更加明显。无数萧红同时代的文化人，穿越时空，向观众讲述萧红的故事。
在虚构的故事中，许鞍华会让人去探寻片中人之所以为那个人的历史，而在真实故事中，她则始终提醒观众她所说始终只是多种叙事中的一种。
她尊重真相，所以不敢轻言真相。
这背后，其实是她中西两种文化素养交战、交融的结果。
西方的思维，是万物皆有答案，所以就有了她电影中那些近乎潜意识的人物前史镜头。
东方的思维，是世界尽在混沌中，所以才有了她那些间离的处理。
她游走在这两种思维之中，像一个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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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另一个特别愿意处理漂泊这个主题的是陈可辛，但陈可辛更世俗，他的《甜蜜密》《双城故事》《如果·爱》，更多的还是一种透着几许唏嘘的爱情故事，而许鞍华的漂泊则更精神化，那是一种找不到人生意义的怅然若失感和倦怠感，是一种失去精神原乡后的苍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