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理|今日批评家｜金理：“新鲜的第一眼”与“生命的具体性”( 二 ) |金理|文学批评

批评的意义并不寄生于创作，更非“食腐肉” ，它与创作并肩，共同面对生机勃发的大千世界， “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 。这个说法来自陈世骧先生对夏济安文学批评特质的理解：“他真是同感地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 ……他在这里不是在评论某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客观论列一般的现象，但是话尽管说得犀利俏皮，却决没有置身事外的风凉意，而处处是在关心的负责。 ”
文学批评是我个人的生命和文学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它关涉“生命的具体性” ， “今天和当下的事业以及我对自己周围人的关系，是与我生命的具体性，与生命的永恒本质相联系的……我就必须完成切近的具体事业，因为生命的永恒因素就是表现在这些具体事业之中”（弗兰克：《精神事业与世俗事业》）。所谓“生命的具体性” ，在我的理解，是不将“个人”凝固成一个自外于现实世界、一尘不染的封闭“自我” ，而是置身于纷繁复杂的现实（哪怕它们是平庸、烦琐的）中，通过“完成切近的具体事业”来沟通、担负个人在现实世界的责任，而文学批评正是这样一种“具体事业” 。这个时候，批评（好的文学同然）应该化成批评者的血肉存在，甚至是一种生命机能， “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见证其在岁月流转中的生命履历，表达批评者浑然的存在体验，个人对现实社会和宇宙全体的直面与担当。
我只是一个年轻人，涉足文学批评的时间很短，希望年岁老去翻看旧日习作时，能在其中发现生命途程中步步走来的行迹、心迹……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批评家印象记
一个年轻学人和一个讨论问题的例子
张新颖
都快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开始做一名教书匠。复旦大学中文系教书匠生涯的最初阶段，按照规定，是一定先要兼任辅导员或者班主任的，于是我遇到了1999级这一班学生。我想我是幸运的，我遇到了一些优秀的学生；还有，我开始过一种“双重的生活”：我看着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青春时代，我会比较和印证，甚至我会恍惚间以为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我在一重生活上是一群年轻人的老师，而同时在另一重我仿佛又重新过一遍我的学生生活。对，如果你读过E.B.怀特的《重游缅湖》，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十年来我的体会是，这另一重的生活，是对于平淡的教书生涯的最大补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比丰富的馈赠。
说到金理，这么些年下来，已经成长为一个对学术和文学有潜心研习的经验、有一己感受和独立见解的年轻学人了，至于他发表的一些文学批评文章，不过是他表达出来的一部分而已。我用“潜心”这个词，不可谓不重，在现在这个时代，对于学术和文学， “有心”已属难得，何况潜心。我最初感受到一群年轻学生中间这个人对文学有心，真是喜悦。后来见他用心，更是喜上一层。对于学术来说， “潜心研习的经验”其实是最基本的，没有这个，其他统统说不上。当然，对于金理今后漫长的道路而言，他现在的“潜心研习的经验”也不过是个开始。
金理在二十五岁时出版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与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借着这本书的出版，在“后记”里表达对几位老师的感激，情动于衷，绝无泛泛之语。其实他在生活中寡言少语，颇有些拘谨，这样的话是说不出来的。我大致也是这一类的性格，所以很能体会金理的心情。但说到拘谨，我倒以为，金理完全可以放开一些。也许在我没有见到的场合不是这样吧，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