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詹姆斯·伍德隔空对话简·奥斯丁，多少人发现她比福楼拜更为前卫｜此刻夜读( 三 ) |詹姆斯·伍德|爱玛·伍德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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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傲慢与偏见》改编的同名电影剧照
爱玛·伍德豪斯是奥斯丁创造过的最接近自我发现的人物。就像伊丽莎白·班纳特，她必须理性地解决一个问题——谁和谁般配，最终，谁和她般配——小说让她进行了几次灾难性的实验。这样一番折腾，让她在小说结尾明白了我们一直知道的东西，即她的盲目，任性，愚蠢。但她本质上也很稳定，因为她本就无可救药。实际上，不正是这份不可救药，让奥斯丁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如此动人？我们难道不设想爱玛将来会继续愚蠢地行动，即使奈特利先生在她身边？我们从小说一开始就知道爱玛本质上善良但任性（而非邪恶和倒霉），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体察到奈特利先生爱她，而且我们感觉得出奈特利先生在小说中集诸多最高价值于一身。一个童话般的摇篮保护爱玛免受真正的伤害。可以拿她对比一下现代的女主人公，《一位女士的肖像》里的伊莎贝尔·阿切尔。拉尔夫·杜歇比伊莎贝拉本人看得清楚，他是她的奈特利先生。然而，在詹姆斯悲观的、精神分析的视域里，拉尔夫无法救伊莎贝拉脱离属于她自己的困境。她必须为她自己犯错。相比之下，爱玛替别人犯错；她为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选择了奈特利先生。早先有一次谈话，韦斯顿太太对奈特利先生说，爱玛“永远不会真给一个人引错路” 。小说马上会证明这个评论不符合事实。但在同一次谈话里韦斯顿太太也说， “她不会一直错下去” ，这倒蛮对的。爱玛的主观性便是坐在这个密封小瓶里漂流。
奥斯丁的女主人公不发现她们自己身上什么是最好的；她们发现对于自己和他人什么是最好的。奥斯丁的作品不是治疗，而是解释。准确说，解释学得到全面的发展，是在德国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手里。但我们从同时代的文本中知道， “解释学”和“阐释学”两个词远在施莱尔马赫之前便在英语里广为流通，既用于人，也用于文本。理解他人，关注他人的秘密，正确解读他人，也可称为“解释学” 。施莱尔马赫本人一再强调，解释学既适用于《圣经》，也适用于日常对话。 1829年，他在“论解释学概念”的学术演讲中提到了阅读“重要对话”的方法，并补充道：“和天赋卓绝之人结伴而行，须努力听懂他们的言外之意，正如我们阅读紧凑的著作，要看出字里行间的意味。有意义的谈话在某些方面可能是一种重要的行为，必须努力提炼它的要点，去把握它的内在连贯性，去进一步追随它所有的微妙暗示。 ”奥斯丁的女主人公就是这样做的。即便野性难驯的爱玛也是这样一个读者。奈特利先生最后向爱玛求婚时，奥斯丁写道：“在他说话的时候，爱玛的头脑最忙碌，而且以惊人的思维速度，能够——而且一字不漏——捕捉和理解整件事的确切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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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插图
这是奥斯丁女主人公的解释学任务，里面明显加了点新教甚至福音派的色彩。因为奥斯丁的女主人公也阅读自己，把她们的精神寄托其中。《曼斯菲尔德庄园》里，亨利·克劳福德向范妮征求意见，她回答说：“如果我们肯听的话，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比任何别人都更好的向导。 ”我们的内心是我们的上帝和向导；我们请它帮忙。正是奥斯丁小说女主人公的内向性，令她们在小说中表现英勇。这是可测的，因为奥斯丁维持了一种意识的层级：重要人物多内心活动，其他所有人只是说话。或者不如说：女主人公们对自己说话，而其他人彼此交谈。所有人物中唯有女主人公的内心想法得到表现。而这种自我对话往往是一种秘密对话，奥斯丁几乎发明了一种新的表现技巧，是现代主义意识流的一个先驱。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种技巧的发展。她的第一部小说《理智与情感》（1811），几乎没有这种意识流。《理智与情感》中有大量这种段落，奥斯丁记录下激动的心绪，但这种写法看来难以挣脱自己的束缚，仍然停留在传统对于心绪的描写：“埃莉诺那一刻心里是什么滋味？如果不是那一刻她直觉地感到不可信，她是会非常惊讶，非常痛苦的。在沉默的诧异中，她转向露西，猜不出她为什么这样声明，抱着什么目的；她虽然变了脸色，却认定这事绝不可信，而且自信绝不会发作或晕倒。 ”露西刚刚告诉埃莉诺，她和罗伯特·费勒斯的哥哥订婚了，埃莉诺正在脑子里转着这个震惊的消息。但是奥斯丁待在埃莉诺外面，记录下她变了脸色，并好像在安抚读者，保证埃莉诺不会发作。提到外部变化 —脸色的变化—很重要，因为这表明奥斯丁在运用舞台的理念，即一个人物需要外在地表现出震惊。当然，奥斯丁要说的是，埃莉诺并不像这些舞台演员；埃莉诺太平静了，她的心绪不宁除了几乎无法分辨的脸色变化，再没别的表现。她在“沉默的诧异中”思考，因此我们无法接近。（“埃莉诺那一刻心里是什么滋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埃莉诺预示了奥斯丁后来的女主人公：从肉眼难辨的脸红，到进入一个人物的内心，这对于小说家来说只需再进一小步。但无论如何，在奥斯丁发展历程的这个节点，我们不能进入埃莉诺的头脑；她“沉默的诧异”确实是沉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