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燕|面对面｜吴佳燕、东君：在离小说较远的地方写小说( 六 ) |小说_文化|作家|东君|勒先生

?吴：
你小说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人物角色设置，一个是苏教授，一个是东先生。这两个人物经常出现在你的文本中，有的直接被嵌入到小说题目，如《苏教授的腰》《苏教授，我能跟你谈谈吗？》《东先生小传》等，他们既是你小说世界的线索人物，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我感觉还有点喊话苏教授、自比东先生的意思？从这两个具有互文性的人物身上，你有何用意和寄托？
?东：
我曾写过跟苏教授或姓苏的老人有关的一系列小说，有人建议把这些小说整理成一本书，书名就叫《苏教授与苏教授》。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我写的每一个苏教授都不是同一个人，东先生自然也不是同一个人，更不可能是自比。我对待小说人物常常取两种态度：一是经常为取名而伤透脑筋，一是懒得给人物取名，就以姓氏径直称呼。我把小说中的不同人物称为东先生也许很容易让人混淆此东先生与彼东先生，可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甚至有人把这名号扣到我头上来，向我求证，我也不想多作解释。另一方面，我把小说中一些人物称为东先生也不无自黑的意思。到目前为止，苏教授还不认识东先生，他们或许会在我以后的某一部小说里握一下手吧。
小说有它的常道与变道
?吴：
本期刊发的短篇小说《秋鹿家的灯》，我觉得跟那篇我很喜欢的《听洪素手弹琴》一样，都是非常优美而有蕴藉的小说。有古典之美，更有现代之思。现在流行写好看的小说，但是小说的审美比好看要高级得多。从题目、人名、叙事、语言、节奏，到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造、人物的形塑与隐喻，都美得坚持、独断、深刻而有层次和韵味。洪素手弹最高雅的古琴，高山流水遇知音，她对演奏环境和对象的高度选择性，代表了艺术的某种纯粹性。秋鹿家的文艺氛围及代际传递，秋鹿妈妈把自己未竟的艺术理想延续到孩子身上，让生活与人生变得超拔而有意义。然而文艺也好，高雅也罢，在庸常坚硬的现实中总是容易碰壁，对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处理也成为人生的一个重要课题。弹古琴的洪素手到上海一家公司当了打字员，秋鹿因为父母婚姻情感的破裂给整个家庭都罩上了沉重的阴影。而洪素手也有偶尔弹奏的时候，秋鹿家的老房子和灯一直还在，像是某种无声的等待与召唤。请谈谈这篇小说的创作。
?东：
先说说我写作《秋鹿家的灯》的写作缘起。去年，我送小女儿去一家补习班，都要经过一条卖中老年服装的小巷子，那里的拐角有一爿名叫秋鹿家居服饰的小店，门面是果绿色的，显得有些素淡。每逢傍晚六点，我就会站在那家小店门外的雨篷下，等女儿下楼。我觉得“秋鹿”这个名字给人一种轻盈的感觉，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我有一种预感，这个名字总有一天会进入我的某篇小说。有一天，当我站在女儿那个补习班的三楼眺望那条巷子时，看到一家老房子阳台上晾晒的衣裳随风飘动，思绪也随之飘远了。于是我就在小说里安排了一个收衣裳的女孩子，她就是秋鹿。对，她只能是秋鹿，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这篇小说一开头就用第一人称“我们”的口吻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但“我们”的身份是很模糊的，其实只是作为虚拟的叙述者介入，以一种“列传式”的手法把秋鹿家的人都介绍一遍之后，这个叙述者就慢慢淡出，小说开始聚焦在两个女人身上：苏晓丹与秋鹿。确切地说，叙述视角先是落在苏晓丹身上，然后着重落在秋鹿身上。视角的转移跟情节的设置有着很大关系：苏晓丹就是另一个秋鹿，她小时候曾用过“秋鹿”这个艺名，当她的梦想破灭之后，她就把这个名字扔掉了；时隔多年，她又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三女儿身上，而且把这个曾用名送给了她，某种程度上，许秋鹿也是另一个苏晓丹。我虽然把叙述视角先后落在母女两人身上，但我一直使用外焦点叙事，一直没有触及她们的内心世界。因为这个视角最终还是要收回来的，收回到前面说过的那个虚拟的叙述者“我们”身上。小说中的被叙述时间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因此我给自己的文字也上了一层旧色，让小说的颜色更暗一点，声调也更低一点。而我的叙述时间显然可以从过去时调整到现在进行时。这个时候我的语言视界是可以越过小说中的人物，做一些细节描述，而我的语言风格也可以藉此渗透到人物的言行中去。当我觉得某一部分对话会破坏我的叙事风格，我就适当地把人物对话变成转述，这是视具体的行文风格而定的。应该说，这篇小说的叙述技巧比《听洪素手弹琴》更成熟一些。在《听洪素手弹琴》获奖之后，我写过一些比它更好的短篇小说，然而奇怪的是，那些小说并未受到更多的关注，我估计《秋鹿家的灯》也会遇到类似境遇。《秋鹿家的灯》跟我的一篇近作《去佛罗伦萨晒太阳》一样，题目与内容虽然存在着一种“温差” ，但它总体上还是吻合我五年前所追求的一种风格：句式简单，语言干净，气息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