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鲁迅与故乡：爱与恨的纠葛背后，是一堆“他最不想提及的伤心事”( 三 )

衍太太不断催促鲁迅大声叫后，鲁迅看到父亲原本平静的脸忽然紧张了起来，他的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痛苦。衍太太见状却丝毫不觉得自己给临终者造成了痛苦，她继续一个劲催促鲁迅：“叫呀！快叫！大声，大声！”
鲁迅于是继续大声叫道：“父亲！父亲！”
这时候，鲁迅看到父亲脸上的痛苦更多了，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低低地道：“嚷什么呢？不要嚷……不……”
周伯宜听着鲁迅的哭喊急喘着气，他看起来很难受。直到好一会后，周伯宜才终于恢复了原本的平静原状。可鲁迅却还在大声地哭叫“父亲，父亲”，一直到他完全咽气。
少年时，鲁迅以为“真的是自己喊魂声音不够大，才导致父亲离开”，可留学日本，对医理等等有了系统学习后，他才知道：自己当日的叫喊，是在给父亲增加痛苦。《父亲的病》一文的最后一句里，他用近乎忏悔的语调写道：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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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伯宜离世的最大遗憾是：“没能完成重振家业的责任”。父亲死后，年仅15岁的鲁迅，毅然将这个责任扛到了肩上。
自然，父亲死后的葬礼，也是由鲁迅牵头主持。那几个月里，鲁迅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也是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封建的丧葬习俗各种有多么的繁琐。
父亲死后，身为周家长子的鲁迅不得已代表自己这一家和族人中的十多户族人议事。既然周伯宜已经死了，鲁迅这些名义上的长辈又怎会对他客气呢！这期间的鲁迅，不断被“长辈们”逼着表态。其目的，自然是为了能夺取更多的利益。
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
可怜鲁迅一面承受着丧父之痛，一面要承担重振家业的责任，一面还要被家族的长辈欺侮。此间的鲁迅，真是见识了人性险恶、世态炎凉。
正是在父亲去世这年，鲁迅开始记日记，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离世。鲁迅记日记，一来是为了记事；二来，多是为排解心中的苦闷。
无疑，“丧父”是鲁迅一生的分水岭。父亲的离世，意味着鲁迅世界里的“权威、秩序、纪律的消亡”。对任何人而言，父母都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束缚”。一向对鲁迅严苛的周伯宜，对鲁迅的束缚程度是极其深的。
鲁迅曾在《五猖会》中对父亲的严苛表现出了不理解，他写道：
“期盼已久的迎神赛会终于来了，可临出发前父亲却命令我背《鉴略》，虽然我最终完成了父亲的任务，但出发前的兴奋劲却一扫而尽，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父亲的严苛管制让鲁迅喘不过气，也让他在做事时有了更多顾忌，毕竟，他是个孝子。
来自父亲的束缚没有了之后，鲁迅颇有点像“冲破了封印”，他后来敢于批判封建礼教、传统，也基于“代表权威等等的父亲之死”。
另一反面，传统中医的欺诈、族人的欺凌、封建礼教对他的迫害等等，也加剧了鲁迅内心的反叛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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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父亲死去一两年后，他果断放弃了当时一般读书人的三条路，即读书做官（科举）、做官僚“幕友”（俗称“师爷”）、经商。他毅然选择了当时最被人看不起的一条路：进“洋学堂”。
在当时的中国，进“洋学堂”，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
1898年，17岁的鲁迅揣着母亲鲁瑞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这是鲁迅人生第一次远离家乡和亲人，离开时，他的心情自然非常复杂，一面他对故乡有怨恨，一面他又有不舍。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这样刻画离家时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