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鲁迅与故乡：爱与恨的纠葛背后，是一堆“他最不想提及的伤心事”

1898年，对于鲁迅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这年，他不仅把名字由原来的周樟寿改为了“周树人”，还在经过考量后，决定离开浙江绍兴老家，前往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求学。
这年，鲁迅虚岁18岁，实岁17岁。
鲁迅是个孝子，此时他的父亲周伯宜刚刚过世两年，其母尚在悲痛无助中，他为何突然在这时候毅然离家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鲁迅实际早在他的著作《朝花夕拾》第八篇《锁记》里讲到了。只是，鲁迅并没有说得太具体，他只说：
“本家叔祖母一面教唆他可以窃取家中的钱物去花用，一面就散布谣言，说他坏话。”
实际上，除了《琐记》中“点到为止”的叔婶母的这类事，在这之前五年，鲁迅在老家累积了很多的“类似”恶心、难受、痛苦事儿。正是这些，让他最终下定决心离开绍兴跑到了外边。
鲁迅离家前的第五年，即1893年，这一年，周家发生了大事：“鲁迅祖父、翰林周福清因为科举舞弊案而被革职下狱”。
在旧时代，科举舞弊可是重罪，清朝的很多科场案一次下来能杀戮几十人，就连交通关节的人，也常有被判处死刑的。好在清朝末年，科举舞弊抓得没那么严了，但周福清依旧免不了被革职、下狱。
这桩大案出来后，周家地动山摇，衙门方面骚扰的同时，亲戚本家的嘴脸也都显现出来了。为了不牵连鲁迅兄弟，大人将他们兄弟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
此时的鲁迅刚刚12岁，正是敏感时期，这种时候家里遭此大难，他的心情可想而知。后来，寄住在大舅父怡堂处的鲁迅，曾在这里被人称作“讨饭”，即乞丐。鲁迅听了这话后很受刺激，小鲁迅四岁的弟弟周作人曾在书籍《鲁迅的青年时代》里这样讲述这段过往：
“他们说他（鲁迅）讨饭，这个刺激的影响很不轻，加上后来本家的轻蔑和欺辱，造成他的反抗感情，与他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很有关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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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铺柜台有多高呢？这点，周作人曾做过详细的描述，他说：
“（柜台）大抵普通身材的大人站上去，他的眼睛才够得着看见柜台面吧，矮一点的便什么都看不见，只得仰着头把东西往上送去。”
鲁迅的身高不高，可以想见，站在这样的柜台把东西往柜台上送时，他一定是非常吃力而且觉得心里憋屈的。
【周作人！鲁迅与故乡：爱与恨的纠葛背后，是一堆“他最不想提及的伤心事”】关键，绍兴当地当铺的伙计徽州人居多，他们在当地被称为朝奉，因本身自高自大，加上依恃主人是地主土豪，来当的又都是穷人，所以总显出一副傲慢的神气。鲁迅和这些人打交道，难免受白眼和嘲讽。
当铺所用的“当票”也很让鲁迅受不了，这些当票票面原印有简单规则，可当铺为了“含糊其辞”，特意将介绍规则的字弄得异常模糊。当票空白处的物品和钱数，则使用比草书还难看懂的“草字”。
至于当票上的措辞，那就更加奇葩了，如是一件羊皮女袄，票面上的字读出来便是：“光板无毛破皮袄一件”；如果是银饰品，票面则写“云低银”类似。这样一来，每次鲁迅上当铺时，拿去当的明明是最值钱的物件，可票面上显示的却是“破铜烂铁”一类。当铺这样做，自然是为了更好地欺诈客户。
相比去当铺，上药店抓药也同样让鲁迅难受。父亲生病的三年间，鲁迅是药店的常客。父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可那些所谓的“名医”却始终未诊断出他究竟是什么病症，这让鲁迅觉得非常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