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日|“寒林钟馗”，从祛疫迎新到诗意文士的转变( 三 ) 迎新|历日|是一种|钟馗|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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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传南宋/元，颜庚，《钟馗嫁妹》（局部），绢本墨笔，长卷， 24.4 x 253.4 cm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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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宋人，《宋真宗后坐像》（局部），绢本设色，轴， 177x120.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到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出现了杂剧《庆丰年五鬼闹钟馗》，从第四折的唱段 “时值新年景物华，千邦庆贺万方夸”来看，是明末宫廷岁朝应景应节的戏剧。作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的《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图7）， “走会队伍”中即有持幡人和乐队，以及队列中的钟馗和小鬼们，有趣的是，钟馗的前方有身着官服的演员举一钟馗像小屏，是新年钟馗仪式的图解，也可见仪式与图像的同步。江苏淮安王镇（1424—1495）墓中出土一卷殷善所绘的《五鬼闹判》，也是简化的傩戏。值得注意的是，至明代后期，公开的钟馗仪式似乎有所式微，以悬挂钟馗图像代之。如谢肇淛（1567—1624）《五杂俎》卷二中言及岁末风俗： “傩以驱疫，古人最重之。沿汉至唐，宫禁中皆行之，护童侲子至千余人。 ……今即民间无此戏，但画钟馗与燃爆竹耳。 ”学者黄小峰曾举出一件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村舍驱邪图》（图8），画冬日村居中一老一少张举钟馗正面像，周围则是围观的百姓，甚至有一妇女蒙住了眼睛，在图像中展示了钟馗的力量。
【历日|“寒林钟馗”，从祛疫迎新到诗意文士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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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明人，《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 1485 ，绢本设色，长卷， 36.7x960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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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传宋人，《村舍驱邪图》，绢本设色，轴， 190.8x104.1cm ，弗利尔美术馆藏。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钟馗图像既有祛疫迎新的含义，并在民间广受欢迎，在一些载录中出现了批量制作的现象。宋代朝廷赐图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梦溪笔谈·补笔谈》中载： “熙宁五年，上令画工摹搨镌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象。 ”叶梦得《石林燕语》： “神宗禁中忽得吴道子画钟馗像，因使镂版赐二府。 ”《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载： “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民间则可能由画家大量绘制。如至清代，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张风（不详—1662）《钟馗轴》（图9）中有款曰： “乙酉岁除，梦作此图绿袍纱帽者，嗔目切齿而言曰，是尚能百本乎？余疾声应之曰：虽千万亿可也。遂惊而寤，其意葢隐隐，若似乎恨福来迟，吉星高炤云尔。己亥（1659）腊月上元张风敬写第一百二十二本。 ”画面中一墨笔钟馗，身着官服，乌纱帽、皂靴，手持宝剑，抬头看一蝙蝠。蝙蝠与“福”同音，即有新年祈福之意，宝剑则为除祟，亦可见钟馗画在新年大量制作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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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明代，张风，《钟馗轴》，尺寸等不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类似的墨笔钟馗的形象，可能流行于一时，它还出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元人《天中佳景图》中（图10）。《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曰云： “端午为天中节。 ”画面中并有榴花、蜀葵、画面上方与钟馗像并列的，是四件道教灵符，用作除祟驱鬼，这与钟馗杀鬼的传说对应，目的是辟瘟疫。《梦梁录》卷三中载： “五色瘟纸，当门供养” 。《岁时广记》也提到端午： “作赤灵符，画天师像。 ”清代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载： “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硃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 ”因此钟馗像用作端午张挂，主要的原因也是祛疫。该图融入西洋画法，应是清代郎世宁（1688—1766）画风的延续。此外，画中钟馗的形象与张风之作类似，均为墨笔所绘，钟馗持剑，穿官服，并一只蝙蝠。类似的钟馗形象是否批量制作，同时用于新年与端午的张挂，是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