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丹|康丹谈契丹文和消亡语言研究( 二 ) |康丹|文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澳大利亚学习中文是一种怎样的经历？当时有您特别欣赏的学者或者在您学习的过程中鼓励您前进的人吗？
康丹：在墨尔本大学，我们的课程非常注重文学教育，我们学习了两千多年以来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课程第二年，我们就得阅读胡适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新思潮的意义” 。我们还读了巴金的《月夜》，还有鲁迅的作品，例如《故乡》。除此之外，还读了《水浒传》和《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作品。第三年，我们继续读《红楼梦》和唐诗。第四年，我们开始读宋词。我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阅读这类文学的东西。他们并没有学习如何说中文，因为那个时候，没人能到中国去，所以其实学中文并没有实际用途。当你去大学开放日时，一般来说，学日语的人会告诉你他们日后想经商或者去日本找份工作，但你如果问学中文的学生，他们的想法都特别不切实际。有人可能是佛教徒，有人可能对功夫感兴趣。我记得有一个退休的女士，她的志向是阅读《红楼梦》，她压根都没想学说中文。
在墨大，我们很多时间都是在学院里一个被称之为“图书馆”的地方度过的，里面其实没有什么书，就是一个房间而已，大家有空就去那里待着。那是个十分平等的地方，因为讲师或教授会偶尔过来，跟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同学们也都互相帮助，比如如果你是一年级的学生，对自己读的文本不理解，你可以向一个三年级的已经上完那个文本的学生求助。所以那时人们之间关系很近，我有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那是个令人忘记烦恼的地方。后来我读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这也有些相像，只不过澳国立那时只招研究生和博士生，没有本科生。那里的学生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人，研究的东西也稀奇古怪。每天上下午，我们都有茶歇时间，大家就去茶水间，坐下聊上五到十分钟。
您在澳国立读博士的时候，与著名蒙古学及元史学家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教授有密切的学术交流。能跟我们讲讲你们师生的关系吗？
康丹：罗依果教授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人，你总能从他那里听到许多学术界的趣闻。从墨尔本大学毕业时，我获得了一等荣誉学士学位。澳国立给了我读博士的机会，还有全额奖学金。所以我就去了，但那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只知道自己想研究中国语言历史方面的东西。我对元代汉语的历史产生了兴趣，因为那时人们已经在唐代和唐代之前的汉语上下了很大功夫，当然还包括更早期的上古汉语。我当时的导师是柳存仁教授，但他也捉摸不透我，不知拿我如何是好。
罗依果教授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我正在研究《中原音韵》，就主动与我联系，说他乐意帮忙。当时，欧洲的语言学家们刚在伊特鲁里亚语（一种已经消亡的欧洲古代语言）的破译方面取得了进展。罗依果教授对这很有了解，我也很感兴趣，大概就是那时，他跟我说，如果我对这类灭亡语言的破译感兴趣，我应该去研究契丹语。他还给我推荐了魏特夫和冯家升合写的《辽代中国社会史》。这本书很厚，里面记录了已知的关于契丹的一切，比如契丹的习俗和文化，但是里面没有提及契丹语，因为那时人们对它还知之甚少。
我的语言背景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因为我可以看懂用俄文或法文写的关于古代中国的学术著作。那时的一些欧洲学者，比如罗依果教授，都认为契丹语是蒙古语的一种。但我不这么认为。可能当时我是世界上唯一这么想的人，因为我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我还没有看到支持他们想法的证据。我那时就有个理论，我觉得契丹语和女真语有关，女真语是辽代之后金朝的语言。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搞清楚契丹和女真之间的关系，就能真相大白。但结果那个时候我没能做到，我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我当时的想法其实是对的。最后，我的博士论文转而研究女真语，因为首先它跟契丹有关联，再者我不能把还没能证明的东西写在博士论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