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丹|康丹谈契丹文和消亡语言研究 |康丹|文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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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丹（章静绘）
2021年4月16日，契丹文专家康丹（Daniel Kane）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逝世。
康丹先生生于1948年1月25日，自幼家境贫寒，跟随单亲母亲生活。在墨尔本大学主修中文和俄文，并于1971年取得一等荣誉学位后，康先生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75年，他完成了关于女真文的博士论文。 1981年起，康先生在墨尔本大学担任中文讲师。 1997年，他被麦考瑞大学聘为汉学教授，直到2012年正式退休。在麦考瑞，他继续研究女真文，以及目前尚未完全破译的契丹文，成为了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的契丹文专家。 2016年他在耶鲁大学关于契丹文的讲座，依然是目前西方学术界的标杆。
康先生曾先后两次被派往北京，在澳大利亚驻京大使馆工作。 1976年，他第一次到北京，除了每天早起阅读中文报纸，在大使晨间早报前做足准备外，他经常外出阅读大字报，跟学生们聊天。当时大家都听说，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可以现场即时翻译大字报。 1995年至1997年间，他在澳大利亚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 1980年代，康先生遇到了旅澳求学的叶晓青女士，双方互相欣赏，成为彼此一生的挚爱。叶晓青女士是上海的才女，才子佳人，两人十分登对。可惜天妒良缘，晓青女士在九十年代不幸罹患疾病，她与病魔做了二十几年的斗争，于2010年逝世。叶晓青女士是中国近代史学者，病逝前的十几年里一直在写关于清廷和戏剧的书，直到生命最后几个月，她依然笔耕不辍。
先生生前好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博士后任璐蔓在2019年采访了他，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翻译系博士张晓璇翻译了这篇访谈。仙人已过蓬莱阁，不知如今已和晓青女士团聚了的康丹先生，在天上是否破译了契丹文？
您在墨尔本长大，是在什么机缘下对亚洲语言产生兴趣的？
康丹：我从小就对语言萌生了浓厚的兴趣。上小学的时候，我常常会问身边的小朋友（他们大多都是二战后欧洲移民的孩子，有的来自波兰，有的来自匈牙利）：“你们是怎么从一数到十的？”小学里面还有很多来自意大利移民家庭的孩子，我就跟着他们学了不少意大利语。那时我也常去教堂里学些拉丁文，上高中以后，我更加系统地学习了拉丁文，还选修了法语。当时的墨尔本，文化非常多元，大多数人的母语都不是英语。
之后，由于种种个人原因，十六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学校，谋到一份银行的工作。我工作的地方在墨尔本大学旁边的莱贡街（Lygon Street）上，那里又被称为“小意大利” 。我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那时我每天都在说意大利语，偶尔还讲一些法语。在这之前，我也已经学习了不少西班牙语。当时我身边大多都是移民族群。我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甚至连那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有一天，我工作时很偶然地碰到一个大学里来的客户，我们开始用意大利语交流。他问我：“你为什么在银行里工作？”我说， “糊口呗。 ”然后他说， “怎么不去读大学呢？”我当时的认知是，以后要当医生和律师的人才会去读大学。那个人说， “有空到我办公室来吧，咱们聊聊” 。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墨尔本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
长话短说吧，我在这位院长的鼓励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也顺利被墨尔本大学录取了。但我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学术规划，我能确定的是我想研究语言，越异域的，越不寻常的，越难的，越好。所以我决定学习中文和俄语，原因就是这两门语言都不简单。我念了四年的语言，也选修了其他课程，增长了很多见识。那时候人们阅读量很大，学习俄语，我们得把契诃夫的小说全部读完，还要阅读大量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文也是如此，第一年我们学的是一些基础中文，到第二年阅读的东西就很难了。但我对这些在当时看起来颇为奇怪的文字真是爱不释手，甚至有些如饥似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