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何以中国？答案在此！( 二 )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何以中国？答案在此！】与之形成呼应的另一件重要文物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珍藏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其中再次出现了“中国”二字，说明汉代人已对中国的方位和地位有了明确的指定。这件织锦护臂由当时最高级的五色经锦所织，锦为蓝色地，采用经线提花的织造方法制作，以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织出星纹、云纹、孔雀、仙鹤、辟邪和虎纹。以卷曲的植物蔓藤及两蕾一花作间隔，在花纹中间织出汉字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字后每隔三个字织有三色同心圆饰，表示金、木、水、火、土五星。
到了南宋，人们已能绘制出极为详尽的星空图案。展厅中来自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南宋天文图碑拓片曾被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赞扬。此图为南宋光宗元年（1190）负责教授嘉王赵扩的朝廷官员黄裳绘制，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张具有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比欧洲领先三百多年。全图共刻恒星1434颗，银河带斜贯星图，具有重要的天文学史料价值。
尚玉文化：玉龙、特磬、春水图佩
中国南方的良渚文化以盛行玉器而著称海内外，成为中华民族尚玉传统的源头之一，而来自北方红山文化的玉龙正好与之遥相呼应。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新石器时期的玉龙是目前所见同类器中最大的一件，它的造型简约，充满了神秘感。这种由多种动物形象聚合并高度抽象而来的“龙”的形象，反映出先民思想观念的变革，是史前宗教祭祀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此后，龙的形象逐渐成为权力地位的象征。
清乾隆时期制作的碧玉描金云龙纹特磬由整块新疆和田碧玉琢磨而成，通体纯净莹润，琢磨精致光洁，两面饰以描金双龙戏珠和流云纹，与玉质的碧绿色相映生辉。磬体规整平阔，类似木匠用的曲尺。上面钻有圆孔，用以穿系明黄色绦绳，悬挂于架上立柱，以备敲击发声。在中国人心中，最美妙的音乐怎能少了美玉的参与。孟子曰：“金声玉振”，本有所指。即在演奏时，每唱一句，先击镈钟一声，以宣其声；一句结束，击特磬一声，以收一句之韵。这其中折射出古人崇奉儒家礼乐教化的观念。
纵观中国历史，玉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典型特征之一。中国人治玉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红山、良渚、齐家、石家河等制玉工艺高超的史前文化。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代表新石器时代后石家河文化的黄玉鹰攫人首佩、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白玉透雕龙凤纹壁，无不彰显着玉文化的悠久传统。早期玉器常以礼乐道具出现，及至周代，玉器的各种品质又与人的德行相关联，成为“君子”随身饰物的标配。
清乾隆时期创作的玉器青玉兰亭修禊山子，其主题取材于公元353年春天王羲之所书写的《兰亭序》。山子背面镌刻乾隆帝丁卯（1747年）嘉平月既望御临《兰亭序》，文后署“太”“王卜”二印。小小一方玉石，不但有立体的人物与植物，更镌刻了诗文和印章，成为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三维雕刻艺术。玉器表面雕琢带有叙事性和图画性装饰图案的做法始于宋代。到了清乾隆时期，玉山子作为案头陈设之一，十分流行。这种玉玩器极富人文雅趣，折射出汉族士大夫文化对各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不同于西方民族对“宝石”的崇拜，尚玉，反映出中国人对美好意愿的孜孜以求，这一传统也记录了民族融合的足迹。金代的白玉镂雕春水图佩正是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游牧民族的日常写照。契丹民族有“四时捺钵”的习俗。捺钵，汉语译为“行营”，契丹皇帝在游猎地区设行帐，重大政治问题常在这里决定，久而久之，“捺钵”成为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每年春季和秋季是行猎的上佳时节，分别被称为“春水”和“秋山”。金代玉器常以“春水”“秋山”为题材，纹饰表现“海东青猎鹅雁”和“山林呼鹿射鹿”等内容，极富自然野趣。由此可见，由多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交错杂居，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共同书写悠久的历史，创造灿烂的文化，早已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