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天才女友”与女性写作( 二 )

张雁南：费兰特动用的全部技巧，其实都是为了揭示“女性存在”的真相。我特别佩服她这一点，她非常有意识地要把她的声音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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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然：我刚开始读费兰特的时候，会觉得她的叙述太夸张了，比如她经常会写，“我非常生气”“我非常愤怒”“我非常焦躁”……后来读《碎片》我才注意到，她说使用无数的工具（叙述技巧），只是为了凿出那个真相，她一直非常在乎那个“真相”。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说法，因为对于很多写作者而言，可能从来都没有什么唯一的真相。文学是很个人化的事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幻觉和偏见，而真相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你怎么能确定你认为的真相，对其他人来说也是真相呢。可是费兰特笃信有这样一个真相存在。那就是女性感知和体验的真相，她认为她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揭示它，因此，她认为很多地方需要使用最直接的表述去呈现。
张雁南：那你感受到她说的“真相”了吗？
张悦然：是的。其中还有很多女性那种微妙的情绪，比如埃莱娜对莉拉，其中有嫉妒，有祝福，有长远的一种目标，有眼下一个接一个的期待。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她心里对莉拉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她会直接列出四点，就像在课本上画重点那样。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又是什么，然后随即“我”又推翻了前面的想法，继而想到的是什么。人们纷繁的思绪里总是同时包含了很多层次，但是在我们过去的叙述体系里，并不需要那么精确地把它们全部列举出来。有什么必要呢，不如让女主人公出门散个步，描写一下天气、树木，或是湖上的鸭子。很多时候，我们采取更含蓄和留白的方式处理内心活动。但这么做，有可能是在逃避直接书写那些复杂的情绪，因为我们其实缺乏把它们写清楚的能力。
张雁南：我特别同意，而且她那个“重点”戳得特别准，就像卡夫卡的冰刀，能直击包裹着女人的朦胧感觉，而这些感觉直抵女性的存在主义时刻，所以才能一下子激荡起全球读者。她在这么一针一针地戳啊写的时候，我们读者就被我们自身的存在主义经验给唤醒了。而这种经验是跨越阶级、种族和中西这一系列分类法则的。为什么说波伏娃在《第二性》第二卷中谈到那些女人，我们现在去读还是会觉得被打脸，被戳到了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尽管不同种族、阶级的女性具体处境不同，但是在伊利格瑞所谓性差异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时刻，女人是心心相通的。这也是费兰特很厉害的一点，前一秒还在讲一个狗血的故事，下一秒马上画风一转给你画重点。
北青艺评：但是我仍然有一个疑惑，如果抛开女性主义这套话语，单独去看四部曲的文本，你会觉得还是经不起推敲。与萨莉·鲁尼《正常人》比较，我可能觉得她的“文学性”强一点，而费兰特的“女性意识”更强，所以当我们在谈论文学性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张悦然：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认定的“文学性”也必须警惕，毫无疑问，它深植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文化传统是父权的，因此这个“文学性”里也包含了父权化的视角和审美。这就牵涉到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就是文学审美多大程度上来自直觉，多大程度和教育相关，而教育的那部分，很显然是被父权所塑造的。比如我们通常认为在小说写作里，叙事要有逻辑，但其实这是反女性思维的，至少多数女性不可能从中获益，比如你让杜拉斯去写一个推理小说，她一辈子也完成不了，这对她来说是一个灾难。而我们对于“叙事要具有逻辑性”的共识，完全来源于教育吗？那该如何解释早在小说这种文体还不存在的时候，中国民间的说书人要想把故事讲好，讲得引人入胜，也必须使之具有逻辑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