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刘柠︱《藏书票之话》的话( 二 ) 初版本|范用|圣经|日本|中文版

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书票原拓贴付页之二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文世界对这本“圣经”的阅读，几乎可以写一本《〈藏书票之话〉受容史》。范公回忆他的藏书票启蒙时说：
【范用|刘柠︱《藏书票之话》的话】我之知道藏书票，早在三十年代，在一本文学期刊读到一篇题为《藏书票与藏书印》的文章，可能是叶灵凤写的，一下子就吸引住我。此后，随时留意有关藏书票的介绍，至今兴趣不减。（范用《书香处处》， 294页）
叶文启蒙了范用，而叶灵凤自己的藏书票启蒙，则源于斋藤昌三。确切地说，是斋藤和一本叫做《版艺术》的东洋版画杂志， “时常见到日本版画家所设计的藏书票” 。正是那本杂志上的书籍广告，让叶灵凤知道了“以研究藏书票著名的斋藤昌三写过一部《藏书票之话》，便写信向他去购买”：
他回了信，并且赠了几枚他自己的藏书票给我，又告诉我日本有一个爱好藏书票者的组织，像搜集邮票一样，可以彼此交换所藏，叫我将自己的藏书票寄一批去，就可以交换到一批别人的藏书票回来。我依照他的话做了，果然换到了不少日本藏书家的藏书票。后来他们又将我的藏书票在会员的刊物上介绍，说我是他们所知道的“在中国唯一的一个热衷于藏书票搜集的藏书家” 。（叶灵凤《藏书票与我》，载香港《新晚报》1962年9月13日）
据陈子善先生考证，叶灵凤与斋藤昌三通信应该是1932到1933年之间， “交换藏书票，承斋藤昌三馈赠《藏书票之话》初版本和《纸鱼繁昌记》各一册，叶灵凤则回报以叶德辉的名作《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从此开始了两人十多年虽不密切却很动人的神交” 。叶文中提到的“爱好藏书票的组织” ，应该是1933年7月成立的日本藏书票协会，其宗旨就是向海外介绍、输出日本藏书票，同时引进海外的藏书票，以促进藏书票文化的发展。而在那之前，斋藤昌三还与丰仲清共同主持过另一个藏书票同好组织日本藏票会，从1922年7月到1928年4月，分别在东京和大阪做过五回藏书票展览会，刊行了五种藏票作品集。第六回藏书票展览会原本也计划举行，但在筹备阶段，因斋藤、丰仲二人不睦，无果而终。
1933年12月，叶灵凤在《现代》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的长文《藏书票之话》，在中国藏书票史上是公认的权威文字，颇具启蒙之功。据陈子善先生的研究，此文“不但文题借用了斋藤昌三的书名，而且内容上也深受斋藤昌三《藏书票之话》的影响”：
叶灵凤此文分所谓藏书票、藏书票小史、藏书票的制作和余话四个部分，第二部分藏书票小史借鉴《藏书票之话》尤多，关于日本藏书票发展史更几乎是一字不落地照录。因此，如果说中国的藏书票研究从起步之时就受到日本这部藏书票“圣经”的启发，恐不为过。
另一个斋藤昌三的拥趸是鲁迅。他生前对斋藤的编著几乎是一网打尽，直到去世前一个月，还入藏了斋藤昌三新出版的书话集《纸鱼供养》。那部由书物展望社于昭和十一年（1936）5月出版的书话集，系限定五百部的特装版，据陈子善先生调查，鲁迅所藏是第四百九十号——此乃题外话。就《藏书票之话》而言，先于叶灵凤，鲁迅应该是更早的购读者。《鲁迅日记》1930年6月13日记载：“夜往内山书店买《蔵書票の話》一本，十元。 ”不过，鲁藏《藏书票之话》并非1929年8月的初版限定本，而是1930年4月出版的普及版（或曰改版本），无编号，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