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这种推理小说，一说类型就已经泄底了( 二 ) 诡计|侦探|真相|华生|读者|小说

首先，谁在骗读者？答案是作者。
不是凶手制造了复杂的诡计欺瞒书中的其他人，而是作者在主动欺瞒读者。在这个定义中，凶手做了什么，也可以是无足轻重的。
其次，他怎么骗？答案是利用文章结构或文字技巧。
不是钓鱼线，也不是时间差，就是单纯的文字技巧。在这个定义下，作者隐瞒的事情变得丰富起来，推理小说的真相也不再局限于“谁是凶手”“怎么做的”“为什么杀人” ，而是任何东西都可作为解答。甚至是小事。
在凶手退位、作者站到台前的叙述性诡计中，读者可能一开始就知道A因为生存压力在午后3点残忍地杀害了B ，这部分完全没有隐瞒，但一直到最后，读者才发现，原来A和B都是大草原上的狮子。
隐瞒和案件可能没什么大关系的小事，以此在小说最后完成意外感，这是叙述性诡计所追求的乐趣。
那么，可以和凶手无关，可以和侦探无关，也可以和犯罪行为无关的叙述性诡计，是推理小说吗？当然是，因为推理小说最重要的乐趣，就是让读者感到意外，至于手段，不是非得用杀人犯罪那一套。

文章图片

《禁闭岛》（2010）剧照。
02
叙述性诡计的源头
即便是现在的读者，看到叙述性诡计的时候，反应也是大相径庭的。有的人如痴如醉，有的人深恶痛绝。
可以想象，当第一本叙述性诡计的作品诞生时，人们会是什么反应。
通常意义上，推理界公认的第一本叙述性诡计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在1926年出版的《罗杰疑案》，这本书在出版之后确实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如今我们回过头看，此书当之无愧是推理史上的经典之作，但它究竟是不是叙述性诡计，则又被拿出来讨论。
在我个人对于叙述性诡计的定义中，《罗杰疑案》并不算叙述性诡计，之所以被奉为叙述性诡计鼻祖，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阿加莎的推理小说写法。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叙述性诡计，诡计在于作者的叙述上，而不在其他地方。但阿加莎的文字技巧十分出色，误导和心理盲点是她的招牌武器，在她那个年代，普遍的推理小说都是“直球决胜” ，作者通常将精力投诸于案发现场的细节、线索和嫌疑人言谈之间的矛盾，以此来进行破案，作者还是藏在“侦探—助手”这一对搭档的身后的。而阿加莎的作品，她的个人风格极为鲜明，不管是波洛还是马普尔小姐，都只是她的代言人，在某些作品中，不仅读者，甚至连侦探都要欺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罗杰疑案》。
从阿加莎的作品开始，读者第一次认识到了“叙述者的不可信” ，文本本身是带有欺骗性质的，一封信、一张图、甚至整本书，这些白纸黑字不再是无可辩驳的铁证，而是模棱两可的信息。
而这种叙述手法，显然阿加莎并不是在《罗杰疑案》唯一一次、甚至第一次拿出来使用，区别只是她使用的多少，带来的真相意外感强烈与否罢了。
从这一点上看，与其说《罗杰疑案》是叙述性诡计的鼻祖，我更倾向于说是阿加莎这位作者启发了后世的叙述性诡计。
和“推理小说”这个专有名词一样， “叙述性诡计”也源自日本的定义，距离《罗杰疑案》出版一个甲子之后，这种被称为“叙述トリック”的新颖小说在日本迅速风靡起来，并且被一众新本格作家玩出了更多的花样。